“边塞”一词包含着政治军事、历史文化、民族地域等各方面的内容,它是一个复杂丰富的意义系统。边塞乐府带有一定的音乐性,梁代边塞乐府有“横吹曲”“相和歌辞”“琴曲歌辞”“清商曲辞”“杂曲歌辞”“鼓吹曲”六种。梁代文人在作边塞乐府诗时,既有模拟古乐府诗题之作,又有新题创作,这些诗题的本事大多与战争、离别有关,诗人在写边塞乐府的时候,往往运用“赋题法”,根据诗题的题面意进行创作。梁代边塞乐府诗的创作主体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萧氏皇族子弟,第二类是家族文人,第三类是寒门士子。这三类创作主体分别处在三个社会阶层,经历不同,心态亦有不同。萧氏虽然贵为皇室子弟,肩负国家重任,但是由于梁人偏安江南,重文轻武,萧氏子弟在安逸的环境里渐渐丧失了进取心,北伐之心日益淡薄,这种情绪在边塞乐府中可以明显感觉出来。家族文学士子多是围绕在萧氏父子身边的宫体诗人,因各个家族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因而他们在边塞诗中的思想心态亦各有不同,沈约的边塞乐府呈现出对功名的渴望,徐陵边塞乐府呈现出离别愁绪以及故国之思,庾信边塞乐府呈现出黍离之悲、亡国之恨、思乡之情,刘氏家族普遍呈现出报国杀敌之情。寒门士子的代表是吴均,吴均出身寒门,经历过仕途浮沉,其边塞乐府诗中呈现出渴望杀敌立功的热情和报国无门的悲愤,也有对梁武帝的感激和抱怨。梁代边塞乐府诗受宫体诗影响,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有相似之处。梁代边塞乐府诗人重视艺术手法的创新,相对于以往的同题边塞诗,梁代边塞乐府呈现出题材的女性化、形式的格律化、意象的虚拟化倾向,这最主要是由于梁人求“新变”的艺术心态。在女性描写这方面,梁代诗人也受到了佛教女性描摹的影响。另外,梁人生活在动乱的时代,担忧自身命运,这种心理碰上印度女神崇拜,呼唤起原始的女性崇拜意识,他们渴望在女性身上寻找心灵的寄托和救赎。梁代是审美自觉的时代,他们通过追寻文学之美来实现心灵的慰藉。在探索文学之美的过程中,他们探索出了许多写作技巧,为后世边塞诗的创作提供了经验。但同时,他们对女性的描写和对形式的追求,从更深处去思考,这其实反映着当时男性气息和文人责任意识的变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