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过失犯罪的发案率不断攀升，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在刑事立法、司法和理论上，对惩治和防范过失犯罪日益重视。现阶段我国对过失犯罪理论的研究较为薄弱。在理论上对过失犯罪出现的新态势予以充分关注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过失犯罪基础理论的研究，颇为重要而迫切。刑法上“应当预见”的标准，是认定疏忽大意过失犯罪的前提和基础。应当预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预见义务和预见能力。本文的着眼点在于预见能力的判断标准，其在理论上存在主观说、客观说、主客观相统一学说、折中说之争，然以形式化为社会基本特征的现有社会形态要求在以犯罪构成为犯罪认知标准的犯罪论体系之下应采纳主观标准。文章主体分为三部分： 第一章，立论基础：预见能力的范畴内容。该章又分为三小部分：第一，刑法上“应当预见”用语的适当性分析，阐述刑事立法术语的准确性，文章认为，“应当预见”在立法上的运用比较准确，是立法者阐明其客观立场的恰当性用语；第二，预见能力与应当预见的关系，文章认为，“预见能力”比“注意能力”更能准确的表达行为人履行预见义务的能力，它是行为人履行预见义务的前提条件；第三，有关预见能力判断标准的学说，学界存在主观标准说、客观标准说、主客观相统一学说和折中说四种立场。客观标准说认为判断行为人能否预见，应以社会一般人或平均人的一般水平来衡量，进而确定某一具体人违反“应当预见”义务的过失责任。一般人在当时的情况下能预见该行为会造成什么后果，行为人即使不能也应当预见，如果一般人在当时不能预见，行为人即使能也不应预见。主观标准说主张判断行为人能否预见危害结果的发生，应以行为人本人的具体能力、水平以及当时的具体条件来判断。具体说来就是，在当时的客观环境和条件下，根据行为人本人的年龄、健康及发育状况、知识程度、工作经验、业务水平以及所担负的责任等条件来判断其能否预见。主客观相统一学说认为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既要考虑到行为人的年龄、知识、智力、发育、工作经验以及所担负的职务、技术熟练程度，又要考虑行为人当时所处的具体环境和条件，将这两方面的情况综合地加以考虑，进行科学分析，做出符合行为人实际情况的判断。折中说认为把具有相当情况的某些人的预见能力加以抽象化，作为一种类型标准，来分别确定不同类型人的预见能力，对于智力高于普通人者，以客观标准确定其预见能力；对手智力低于普通人者，以主观标准(即行为人标准)确定行为人之预见能力。文章认为，不存在完美无缺、适用于所有条件、解决所有问题的理论，上述诸观点，立场鲜明、针锋相对的只有主观标准说和客观标准说两种观点，主客观相统一学说是主观标准说的变种，折中说则是由客观标准说的变异而来。主观标准说立足于人的客观实在性与特殊性，运用归纳的推理方法，在保障被告人人权方面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但却不利于社会整体利益及被害人利益的防卫和保护；客观标准说坚持规范的普适性和抽象性，采纳演绎的推理方法，有利于保障社会整体利益，在维护被害人利益角度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但却不利于被告人的人权保护。 第二章，比较考察：客观标准说与主观标准说思辨。该章分四部分进行论述：基于预见能力属于犯罪论体系之主观方面的因素，文章首先以犯罪论体系的历史类型为线索，理清了不同类型的犯罪论体系中所运用的事实评价与价值评价的案件事实描述方法，指出构成式犯罪论体系采取事实评价的犯罪描述方法，立足于个体特征的描述；而生成式体系择取的是价值评价的方法，其要件超越了案件事实。文章同时指出，现阶段存在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说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对于事实评价与价值评价的不同运用以及学界对于当前犯罪论体系的认识不清晰。客观标准说以规范责任论为基础，其产生和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是社会现实的需求和利益保护的呼唤，强调规范的普适性与法规范对于民众的公平期待，危惧感说和严格责任的提出更是适应了当时社会亟需追究客观责任、崇尚集体防卫的时代需求，体现了价值评价的立场。主观标准说立足于心理责任论，坚持描述行为人的主观心理事实，强调案发当时与案件现场的实际情况，以最大限度的列示犯罪要件事实，乃事实评价的立场。 第三章，结论演绎：犯罪构成视野下预见能力的标准择取。该章第一部分从群体性标准的形成和刑法规范的制定两个方面，论述了并非所有的立法对象均能拟制为群体性标准，推出确定预见能力的判断标准并非立法之任务的结论。本章第二部分对不同历史类型犯罪论体系进行分析论证，古典犯罪论体系运用实证主义的犯罪认知方法，完全青睐于对案件个体事实进行描述的事实评价方法，而对于价值评价则采取完全祛除的态度，仅仅在事实评价的层面上讨论犯罪问题，强调案件当时的情形，而非注重事前规范的期待和事后案件评价主体的谴责。新古典犯罪论体系运用新康德主义的价值判断方法，对于案件事实采用不同的判断方法，对于客观的易认知现象运用事实评价的方法，而对于难以认定的事实则运用价值评价干涉事实判断的方法，实质违法性与形式违法性开始分离；在责任层面出现心理责任论与规范责任论的对立；在因果关系领域条件说受到批判并开始动摇，出现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等超越直接、事实因果联系的判断刑法因果关系的学说。目的行为论犯罪论体系在批判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基础上，认为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实际上都割裂了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针对新古典犯罪论体系所存在的问题，目的行为论犯罪论体系从存在主义现象学的立场出发重新构建犯罪论体系，该犯罪论体系可以较顺利的解释故意犯的问题，但是对于过失犯、不作为犯等问题的解决有些力不从心。目的合理性犯罪论体系在继承了上述几种犯罪论体系的基础上，认为对于价值问题当然应该像新康德主义那样使用价值判断的方法，而对于事实判断则应该像黑格尔主义那样将它统一在价值判断之下来进行，目的合理性犯罪论体系对于价值判断问题采取的是以价值判断优先，以价值判断来指导事实判断的方法。上述四种类型总体上皆属于“犯罪构成体系”。文章认为，当前犯罪构成体系坚持事实评价的要件事实描述方法，尽管构成式犯罪论体系的某些类型出现过以价值评价指导事实评价情况，然事实评价作为主要的描述方法从未动摇。最后，文章通过演绎推理的方法，阐明作为犯罪论体系的要素之一的预见能力应当与整个犯罪论体系采取一致的描述方法，得出在当前的犯罪构成视野下，预见能力的判断标准坚持主观说是适当的，而在古代犯罪论体系以及未来社会形态下的犯罪生成体系下坚持客观标准是合适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