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初兴之际，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先后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与《文学革命论》，尤如觉醒的号角，唤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运动。傅斯年同当时有进步信仰的人一样，很快便看出了它的不平凡意义，奋起响应。仅在1918-1919年间，傅斯年就发表了《文学革新申义》、《怎样做白话文》、《白话文与心理改革》等重要文章，引起文坛的瞩目，一跃成为文学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和宣传者。胡适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收录五四时期有关倡导文学革命的文章50余篇，其中就有傅斯年的7篇，与钱玄同等同，而多于周作人、陈独秀和刘半农。可见，傅斯年在文学革命中的影响和作用是非同一般的。傅斯年的文学理论论述了“什么是新文学”，“如何建设新文学”等重要问题，提出了“进化的文学”、“人化的文学”、“欧化的文学”的理念，表述了他关于中国新文学发展与进步的文学观。傅斯年所表述的新文学观与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的文学革命主张相呼应，对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因此，研究傅斯年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观，对认识把握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精神与历史意义是具有很大意义的，对认识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特征也是具有很大意义的。 以往对五四文学革命倡导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首倡者的身上，而对傅斯年则较少涉及。即使有对傅斯年的研究，也主要局限在历史、语言、教育和文化及文学革新等方面，而对他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构建的新文学观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也不够系统。本文试图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文学发展史、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角度，对傅斯年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观作宏观的审视，揭示出傅斯年的新文学观的基本历史形态、历史本质和历史价值。 傅斯年的五四新文学观是围绕着“什么是新文学”、“怎样建设新文学”两大核心问题而展开的，其核心内容是“进化的文学”、“人化的文学”、“欧化的文学”。傅斯年认为，真正意义上新文学应当是“进化”和“创新”的文学，是“不居的而非常住的，无尽的而非有止的，创造的而非继续的”文学。傅斯年“进化的文学”的观肯定文学革新的合理性，否认旧文学合法地位的永久性，从而承认了新文学应该并且能够取代旧文学的新陈代谢过程与功能性特征，含有一种积极进取的向着未来发展的思想，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尊古崇老”、“贵古贱今”的价值观念；所谓“人化的文学”也就是周作人所提出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人的文学”。“人化的文学”最基本的特征是以“人”为中心，肯定人的个性、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与人的价值，塑造能够从“卑贱思想的境界爬出，到自觉自成地位”的“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的新人。傅斯年以为，“人化的文学”一则应当有真人的思想与“公正的主义”；二则应当富有真人的感情；三则应当是“人生的深切而又显著的表现，向上生活的兴奋剂”。总之，“人化的文学”是以“思想启蒙”、“改良人生”为要义的文学观；所谓“欧化的文学”就是“开放的而非锁国的”世界性文学，傅斯年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学应当是以人类文明进步的普遍观念与西方进步的文学为参照的大文学，他把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判定为向世界文学融合而演化的过程，蕴含着一种走向世界的现代意识。 现代文学研究者在世纪之交反复强调的一个研究主题就是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特征究竟是什么，似乎并没有完全说清楚，而傅斯年的五四新文学观——“进化的文学”、“人化的文学”、“欧化的文学”则鲜明的揭示出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特征。 在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五四文学革命无疑是最激动人心的伟大存在，正是以此为起点，中国文学开始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中得以转换性的革新与复兴。傅斯年的“进化的”、“人化的”、“欧化的”的新文学观，有力地宣传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推动了这场文学革新运动的发展，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记录中留下了重要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