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关节点。它既是东汉至明清之际古代翻译的延续，又是五四以后现当代翻译的开始。因此，选取处于这种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来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享有“开山的启蒙大师”、“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美誉的梁启超，其代表性无疑是首屈一指。作为与严复、林纾并驾齐驱的晚清译者之一，梁启超对我国近代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不仅翻译的作品数量多，涉及面广；而且他有关翻译的种种论述更不乏真知灼见，闪耀着梁氏特有的译学思想的光辉。　　 然而，与在政治上、文化上获得的较多关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梁启超在翻译方面受到的学术关怀却相对寂寥。在梁启超被后人冠以众多响亮的诸“家”之中，很难见到他作为翻译家的身影。作为其学术思想重要一维的翻译思想因而长期处于被遮蔽、被忽略的状态，相关研究付诸阙如。令人欣喜的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种冷清的局面逐渐被改变。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梁启超在翻译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再认识和再评估，对其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作了初步的梳理与分析，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他们拓荒的努力值得赞许，同时为我们进一步深化梁启超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源和借鉴作用。　　 本论文不拟重复既往的全景式扫描，而是从“豪杰译”入手作一个小角度的专题研究。梁启超在文学(尤指小说)和西学翻译方面的表现引人注目，成为现今学界研究的热点，而其译介的方式--“豪杰译”却鲜有人留意。事实上，这种不受原作束缚、译者以“豪杰”自命的翻译方法由梁启超首开其端。以翻译服务于政治不仅是政治家梁启超一以贯之的诉求，而且也成为晚清许多其他译者的自觉行动。继梁启超之后，当时著名的翻译家林纾、苏曼殊、周桂笙、吴梼、陈景韩、包天笑，乃至早期的鲁迅，都采用过“豪杰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学术界对这一风靡一时的翻译方法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迄今还没有人对它作专门研究。因此，笔者选择“豪杰译”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不仅深化和拓展了梁启超的翻译研究，而且也填补了“豪杰译”研究的空白，是对直译、意译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　　 笔者在研究中将运用翻译学、文体学、文化学等相关理论，采取宏观与微观，评述与分析，梳理与归纳相结合的方法，对梁启超“豪杰译”展开全面深入的论析。本论文对梁启超的“豪杰译”进行动态的描述，探讨这种翻译方法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是基于什么样的目的，对译入语文学和文化产生的影响又如何等诸多问题。论文中也有文本对比分析，但与传统的翻译研究所不同的是，这些分析都是从文化层面而不是在语言层面上展开的。　　 论文第一章交代了梁启超的生平、翻译活动及其译学贡献，然后就梁启超翻译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梳理。论文第二章首先对“豪杰译”进行历史溯源，接着探讨梁启超与“豪杰译”的关系，以及“豪杰译”形成的外因和内因。第三章以翻译目的论为观察视角，揭示了梁启超从事文学翻译的真正动机--“专欲发表区区政见”。这种翻译目的实是“觉世”的用心使然，而“觉世”的用心义与译者的“觉世之文”正相契合。梁启超“豪杰译”作在晚清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获得了热烈的回应，这固然是因为其“觉世”的内容所致，但同时跟他的译笔--翻译文体--也有很大关系。鉴于此，论文第四章探讨了梁启超“豪杰译”的翻译文体特征及其文体生成。梁启超的文学翻译呈现出杂糅的文白语体和雄壮激越的风格；这种文体特征跟其生成方式，即“译意不译词”的翻译方法、“宁顺而不信”的翻译理念和“以中化西”的归化翻译策略有密切的关联。论文第五章从影响研究的角度出发着力揭示“豪杰译”的文化意义。这种文化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翻译与时代精神的契合、豪杰译的现代性内涵以及它在中国近代小说转型中的作用。论文第六章对“豪杰译”中的转译和改写现象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评估，然后从描述性的翻译批评入手指出了梁启超“豪杰译”的贡献与不足。　　 从世界范围来看，“豪杰译”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翻译方法。作为输入外来知识的重要方式，“豪杰译”的产生往往是由主体文化的需求决定的，因而能促进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公元十三世纪阿拉伯文化执全球科学文明之牛耳、中世纪欧洲文明的重大革新、二十世纪中华文明的现代性缘起都离不开对异域文化的大规模翻译。在中国近现代风云激荡的社会转型期，梁启超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心路历程，因此从“豪杰译”入手梳理和发掘他的译学思想无疑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