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行为背后多存在渎职行为,近年来对贪腐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强,但是对渎职犯罪的惩处却未得到重视。渎职犯罪中最为多发的就是滥用职权罪,目前刑法学者对滥用职权的研究多是从理论或者个案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和讨论。随着司法公开不断推进,大量司法判决被公开,本文尝试以司法实践为着眼点,选取一定数量司法判决作为数据样本,结合滥用职权罪构成要件、定罪和量刑进行分析。本文选取了统计分析出的四个问题展开论述。一是关于滥用职权罪的主体范围,滥用职权罪的主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概念不清、范围不明,司法机关以“解释”、“纪要”等不断扩大滥用职权罪主体范围,滥用职权罪的主体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的扩大的问题。二是滥用职权罪中多因一果的归责,滥用职权危害结果常系多个原因,对多个原因进行归责是滥用职权罪认定的难题。三是滥用职权罪入罪标准,一方面滥用职权罪的入罪标准中存在如“重大损失”、“恶劣影响”这样兜底性规定,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一方面滥用职权危害结果有时是无形的,并且难以量化,这就导致司法实践中一些一般性违法行为被评价为犯罪,一些犯罪行为却未受到追究。四是关于滥用职权罪量刑,滥用职权罪因自首认定条件过宽,从轻、免处情节适用宽松,过于忽视从重、加重情节等原因量刑整体呈轻刑化,以致该罪未得到有效打击。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说明和分析后尝试提出一些建议及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