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经济发展进程加快,两极分化现象愈加严重,社会阶层固化现象逐渐显现,“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说法在网络上也是大家谈论的热点。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一直以来就为研究人员和经济学家所关注。公平与效率是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两个指标,它们的矛盾体现在经济发展的成果能不能公平惠及到每一位参与者,即收入过程中的机会公平有多大程度能够实现。因此本文为了研究中国当下社会中贫富分化现象以及社会阶层流动性,以父代与子代之间的收入弹性来衡量社会的阶级流动性,即父子收入弹性越高,父子收入流动性越低,代际继承现象越严重,低收入家庭的后代很难改变低收入地位,而高收入子代可以轻松继承家庭财富保持高收入地位,由此可能产生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对于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稳定和谐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此外,家庭规模的大小对家庭的经济地位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不仅影响父亲收入也会平均子代资源,这种影响对低收入家庭是显著的,但是对于中高等收入家庭来说,是否会产生这种影响呢?本文综合利用CFPS数据库以及CGSS数据库的调查数据,采用双样本工具变量法来测算家庭规模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再利用分位数回归法来测算子代收入处于不同分位数水平上的家庭规模效应,实证表明对不同收入阶层,家庭规模的作用不同,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来说,家庭规模的扩大会降低代际收入流动性,促进中高收入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通过分样本的差异性分析表明,在家庭规模的影响下,相比于农村家庭,城镇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更大,女儿的代际收入弹性大于儿子,家庭规模的异质性表现在家庭规模作用于不同收入阶层、城乡以及男女子代都有显著差异。同时,通过收入流动矩阵发现城镇子代以及女性子代的阶级固化系数更大,代际之间的收入流动性更小,农村子代以及男性子代更有可能跨越父代收入阶级。总体来说,家庭规模对于父子两代之间的收入流动性有利有弊。一方面,家庭规模越大,家庭社会资本积累越丰富,有助于子女未来的发展,减小父子之间的收入关联性,子代拥有更多改变的机会;另一方面,在预算约束下的家庭财富和教育资源,若家庭规模越大,子女能得到的资源更少,很可能更难实现自身的向上发展,子代个体很难得到超越父代经济地位的机会。综合来看,核心家庭所代表的家庭规模小的家庭类型的代际收入弹性最大,代际收入流动性最小,而联合家庭结构代表的家庭规模大的家庭类型的代际收入弹性最小,代际收入流动性最强。说明家庭规模与代际收入流动性有正相关关系。可能这也是解释代际收入流动性随时间逐渐降低的原因,因为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的家庭结构以及家庭规模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小家庭结构逐渐占据了主流,家庭人口数量显著变少,代际收入流动性逐渐降低。随着我国“三孩”政策的实施,我国家庭规模又会发生结构性的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规模的结构性变化对我国未来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还有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