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农民维护自身利益意识的不断增强，农民政治参与现象越来越突出。研究农民非制度政治参与也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别研究了农民非制度政治参与的现状、方式、影响因素及与政治稳定的关系等问题。这些研究的特点在于:一是对非制度政治参与负面作用的研究较多，多数学者认为农民的非制度政治参与会导致农村社区的不稳定，但没有充分重视这种由个人偏好引起的农民争取正当利益的非制度政治参与对宏观政治系统演变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二是在影响因素的研究方面，对分散的、单个的因素的研究较为深入，而综合性的研究则不多;将宏观和微观方面的影响因素分开来都有，但将二者结合起来的研究不多见，而且研究多是从政治、经济、农民个体本身等方面来分析，很少将人际传播因素考虑进去。　　该论文首先从农民的公民权入手，结合现阶段农民利益要求层次化的新特点，力求全面地描述当前制度框架下我国农民的非制度政治参与这一社会现象。中国有着较为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和较为多样性的相关制度安排，但现实中农民仍然还在很大程度上寻求非制度政治参与以实现其利益要求。从行为的性质出发，大体可以将其划分为非法非正当的农民非制度政治参与和农民为维护自身正当利益采取的依法或依政策抗争。值得注意的是，农民的这些非制度政治参与表现得更为频繁，并有着扩大化的趋势，影响着农村稳定和农村的现代化进程。　　其次，从理论角度对农民的非制度政治参与加以分析。在考察我国农民非制度政治参与的宏观社会环境和微观社会环境的基础上，阐述当前我国农民是以国家公民身份进行非制度政治参与的，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并且渐具权利自觉意识的当代农民倾向于选择集体维权行动;揭示农民的非制度政治参与与政治系统的关联，农民争取正当利益的非制度政治参与有着为宏观政治系统输入要求的积极意义，同时指出非法非正当的农民非制度政治参与则危及政治系统。　　再次，从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分别对农民非制度政治参与的成因加以详细分析，在微观层面引入人际传播的因素，简要分析了人际传播这一农村政治信息传播的主途径上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从宏观和微观结合的角度出发，认为乡政村治的政治体系中往往既存在权力异化的空间，又存在对话渠道上的阻滞，在这一宏观影响因素和微观影响因素的交叉点上，直接导致维权意识渐强的农民在制度沟通渠道不畅或者制度沟通渠道成本过高的情况下选择非制度政治参与这种形式。　　最后，在以上分析考察的基础上，认为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对于我国社会有着重要意义，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标志应当是农民更为广泛、理性、有序的政治参与。进而建议从多角度着手推进改革，以催生农民在制度框架下政治参与的正效应，将农民的非制度政治参与纳入到制度化体系之内，将农民政治参与控制引导在政治系统所能承受的相应水平上。具体包括:转变执政方式，追求政治民主，奠定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政治基础;健全有关农民政治参与的规章制度，规范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程序;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培育农民政治参与的公民文化;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存条件，坚实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物质基础;促进“基层政府——农民”二元主体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