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开始的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对中国人来说充满了创伤和痛苦的记忆。这种创痛既来自于外来武力的入侵,也表现为中国文化自身内部再难以为中国人支撑起生命的价值、信念和信心。内外的交困使中国人陷入前所未有的对自身身份确认的巨大焦虑和困扰之中,这就是被李鸿章称为的“中国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它以异常惨烈的方式将中国强行拉入世界“现代”格局,摧毁了中国人固有的时空观念和体验结构,使一向以中央之国、天下之人自居的中国人,体验到了身处劣势、受人欺凌的羞辱感和创伤感。而这种创痛感使中国人在进行现代自我的确认和建构时充满了对自身传统以及西方他者的极为矛盾和复杂的心态:首先,“西方”作为侵略者构成一种压抑性力量,它通过对中国人自信力的去势将其陷入一种交织着羞辱与痛楚的体验之中;同时,它又以各种物质的丰富和先进所呈现出来的“强大”(也意味着进步),使中国人体验到一种似乎可望并可及的未来图景,成为现代中国人自我想象力的力量源泉——是舍弃“旧我”走向“现代”的希望所在。在这种现代自我的想象与建构中,身体成为突出的文化表征,是转型时期(由封建帝制向现代社会)启蒙主义者思考中国改革的逻辑起点,从康有为、梁启超等到五四一代,皆把中国积弊的原因归之于中国人身体的老朽病弱,而将希望寄托在建构一个崭新的“少年中国”上,中国现代小说成为这一民族寓言的载体。 另一方面,现代性促成的中国人时空观念的裂变,使中国人对自身传统充满自卑和厌弃,对西方现代文明充满向往和追求。这种以“西方”为目标的“现代性”理解,促生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身体存在方式的产生:一是清末民初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