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传播技术革命的到来,世界范围内的大众传媒空前繁荣,人们已习惯于传媒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媒介真实”代替了“社会真实”,“虚拟环境”代替了“现实环境”。然而,传媒作为技术的外化,是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物。传媒技术作为工具的价值取向往往会引发传媒技术与伦理的疏离,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使之成为传媒引发自身、人性及社会异化的必然。 面对传媒的多重异化,不少学者在其论著中已有所涉及,但他们大都采用事实判断的方法,运用描述性的语言,在分析其成因时涉及面较窄,这导致了传媒伦理的研究不够深入。其实,“传媒伦理的研究应该具备相当的‘元哲学’、‘元伦理学’的深度,对于传媒伦理学科的一些概念和范畴,应有一些学者做些‘元哲学’阐释,另外,就目前来看,传媒伦理学还需要一种方法,这里并不是传媒伦理学的学科构建方法,而是价值判断的方法。这一价值判断方法的缺失,使得传媒伦理在论证其原则与规范的合法性时举步维艰。”~1鉴于此,本文尝试着运用一种价值判断的方法,从传媒主体的人性出发,分析传媒伦理问题存在的人性根源、政治根源、经济根源、制度根源,进而推出传媒伦理的“应然”。 首先,从人性上讲,人的本性是自利的。当人性中的自利成分过分膨胀,而约束或限制它的理性手段过分软化,或提升人性道德因素的理性手段有效供给不足时,传媒伦理问题就会油然而生。 其次,从政治上讲,传媒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而存在的,由此它负载着多重的价值判断。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传媒是受政治的控制与制约的。在一定的社会建制下,如果它所维护的国家利益与人民的利益保持一致,那么两者之间就不可能存在着利益冲突或伦理问题,但当其所维护的国家利益与人民的利益不能保持一致时,两者之间就会出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