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老子》中所说:“合抱之木,始于毫末,九层之台,始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同样,所有不凡业绩的取得也都需要从思想到行动上的逐渐积累。拥有卓越是一种过程,也是平凡而非凡的品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打破西方人认为的其只会领兵打仗而不会领导人民搞经济建设的错误认识,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经济领导力,带领全国人民从贫穷到温饱,再到小康,而今正在奔向全民共富的新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奏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乐章。我国作为GDP总值位居当今世界第二的事实已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领导力之强大。而这种强大的经济领导力的取得是源于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建设的实践。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地探索着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新常态下的我国经济跨入增速稳定的升级版,正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我国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可见,中国共产党的经济领导力变革发展之路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实践之间是相互依存的。由绪论和八章“正文”构成的本文,立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实践,在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跨学科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将历史与现实结合,将理论研究与实践分析交织、将宏观研究与微观探索杂糅,对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的领导力变革进行研究。具体操作路径是:以相关概念的界定为楔入点,阐释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领导力变革的关系,以渐进式转型理论、变革型领导理论、魅力型领导理论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领导力变革的理论依托;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领导力变革的客观必然性与可行性、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领导力变革的实践特征及实践要义进行分析;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及领导力变革的演进历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客观总结分析了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认为党在执政条件下要把领导经济发展当成首要而紧迫的任务;在发展效果上要坚持追求数量增加与质量提高的统一;在观念上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领导政绩观的统一;在科技上应主要靠提高科技含量实现经济发展向自主创新转变;在体制上要扭转利益格局失衡使经济向全面均衡发展转变。同时,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领导力变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总结认为提高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力刻不容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包容性发展在吸取历史经验,运用时代智慧,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的同时已取得辉煌成就。当前,我国正处于新的转型发展期,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成为势在必行。经济新常态下党的领导力开始由管制型向简约型转变、由官僚型向服务型转变、由集权型向共享型转变、由空谈型向务实型转变。呈现简约化、服务化、共享化、务实化的发展趋势。当传统增长引擎正加速失效时,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做出了正处在从高速到中高速的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的重要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助力我国经济的增长呢,李克强总理给出了最佳方案:改造传统引擎,打造创新引擎。这恰似给处于严冬的中国经济穿上了能保暖升温的“秋裤”。他在2015年冬季达沃斯论坛致辞中说:“中国经济要行稳至远,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要用好政府和市场的两只手,实行双引擎。一方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培育打造新的引擎;另一方面,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改造升级传统的引擎。”中国经济唯有“腾笼换鸟”,方能实现“凤凰涅槃”。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各项改革措施来应对新的发展需求,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领导力也与传统经济状态下有很大的不同,形成了新的领导力。这种新的领导力主要由战略管控力、经济平衡力、创新驱动力、愿景感召力、法治践行力、民生惠及力构成。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领导力变革自然也要受到国际上各种因素的影响,为此,就需要学习借鉴国外有关方面的成功经验。从国外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领导力变革的成功经验来看,一是要建立健全领导力变革的长效开发机制;二是要调整完善政策法规保障领导力的发展;三是要规范领导力的开发方法路径应多元化;四是要关注领导力开发中的本土文化因素。这些成功的做法也带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当然,我们不能“拿来主义”式地全盘生搬硬套,在领导力变革的具体实现途径上要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从主、客观两方面入手。主观上,一是要以包容并蓄培养领导力变革;二是要以德行垂范约束领导力变革;三是要以变革胆识完成领导力变革;客观上,一是要以能力转型促进领导力变革;二是要以制度完善保障领导力变革;三是要以实践锻炼成就领导力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