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内藤湖南提出六朝至唐中叶时代为贵族时代以来,六朝贵族制研究是日本史学界在中国史研究中投入最大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如此大量的研究,其成果作为借鉴参考的意义不言而喻。本文从贵族与贵族制的基本内涵开始深入。包括日本史学界对贵族的定义、如何界定贵族、以及史学界间对贵族制概念的分歧。这类分歧从根本上催生出了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之后的论战。这场论战开端于川胜义雄的《关于中国中世贵族的成立》。此后,谷川道雄、越智重明、矢野主税等人围绕着六朝贵族制这一学术问题。站在各自的学术立场,展开了多番的争论。这其间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的研究——科举前史》对这些学者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启发,成为二战后对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影响最大的一本著作。作为整个唐宋变革论的核心,六朝贵族制有其重要的意义。但是不能忽视,其作为日本学者的学术体系,必然有着主客观的局限性。在吸纳成果的同时更应该注意这一问题。对此,作为六朝贵族制和唐宋变革论的最初提出者。内藤湖南的历史观和提出这些学说的出发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近代日本受到西方学术引入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基佐的《欧洲文明史》一书。在日本经过几位学者的翻译介绍,对日本国民固有的历史观带来了冲击。内藤湖南固然也在其中。内藤湖南在结合了福泽渝吉的思想,又发挥了自己本身的一些主观因素才形成了这一独创性的想法。虽则内藤湖南和其后的日本学者在分析中国历史时候并不生搬硬套西方的历史研究方法,但是难免会留有痕迹与弊端。需要我们去分辨和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