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制度是中国古代皇帝的教育制度,其正式制度化,是在北宋宋仁宗在位时期完成。在这之前,经筵制度的渊源发展有三条线索：第一是先秦的保傅制、第二是东汉侍讲制、第三是南北朝的执经制。先秦的保傅制,负责天子的教育、道德、健康,乃至与天子分享最高统治权威。随着君主集权加强,独裁的皇帝制度不可能容许保傅制的存在。到东汉,采取临时召唤学者讲授知识的形式,即侍讲制,执行原来保傅制的教育职能。不过侍讲制之下,讲授者面临身份的问题,特别是不能体现尊师重道的传统儒家道德规范。执经制是种治标的手段,通过在公开场合与皇帝、太子的亲近,树立师德权威。皇帝作为国家最高权威,在行动、言语、施政、思想诸方面,又的确需要有足够的学术修养支撑。所以唐代通过翰林学士院,这一典型的清显贵华所在,从中挑选、任命皇帝的辅导者。所以说,北宋的经筵制度,实际上是对以上诸般旨在取代先秦保傅制的措施的综合。针对以往经筵制度,尤其是宋朝经筵制度研究的欠缺之处,如经筵一词最早出现于唐诗、宋朝经筵官应该是七种、经筵官选任存在一些特例等等,一一通过史料考证,得出新见。同时,以宋宁宗朝经筵史实为例,考出宋宁宗朝经筵官,大致展示宋宁宗时期经筵制度运行的概况,反映宋朝经筵制度运行的一个侧面。宋朝能够确立经筵制度,并始终发挥效力,在深层次的意义上,反映了宋朝重视制度建设的时代精神,又与宋朝的崇文抑武治国思想、尊崇祖宗之法的政治环境有关。宋朝经筵制度是一个成功的制度建设案例,影响到金、元、明、清乃至朝鲜半岛、越南等朝代、地区都加以继承或借鉴。从经筵制度的设计来看,经筵制协调了皇帝与大臣在学术角色、政治角色上的悖论,造就了独有的“不是老师”观；从经筵制度的实践来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昏君、暴君出现的几率。宋朝士大夫政治的最高理想,是达成儒家的“王道”社会,而宋朝经筵的终极目标,则是“致君尧舜”,也就是君德的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