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研究柏拉图的政体理论,尤其是《理想国》中“最好的政体”和《法篇》中“次好的政体”的实质及其相互关系。　　柏拉图的政体理论是其对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作出的最重要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与亚里士多德对政体问题的研究方式不同,柏拉图用对话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对话这种文体使我们必须注意到对话语境对思想的限制:言辞的普世性受到行动的具体性的限制。此外,与修昔底德不同,尽管柏拉图对话中的人物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但柏拉图并非写作历史,所以我们必须把握柏拉图在历史和哲学之间的张力、平衡以及由此获得的理论自由。这两点决定了我们必须把柏拉图对话作为一个整体,从历史和文本两个方面对柏拉图对话进行研究,这就是本文所采取的研究方法。　　苏格拉底和亚西比德是柏拉图对话中最重要的角色,分别代表了哲学和政治两极。苏格拉底传达了一种新的精神,这种精神具有的革命性摧毁了城邦传统的道德基础,并为其后希腊世界从城邦向帝国的转变提供了某种精神基础。亚西比得则代表了雅典帝国扩张的顶峰,西西里远征是雅典帝国雄心的最高表达。在亚西比得和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反思了苏格拉底和亚西比德的关系,在《法篇》中返回到了雅典的“先祖政制”,思考了雅典帝国兴起的秘密和缺陷。同时,柏拉图也隐微地传达了苏格拉底的新精神,这种新精神“驯化”了后世的马其顿,开始了所谓的“希腊化时代”,此后又借助罗马的军事力量将这种精神扩展到后世西方。　　由此,作者在导论中论述了选题的缘起及其研究意义,以及恰当的研究方法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概述。在第一章中分析了柏拉图时代的政治状况和柏拉图对这种政治状况的理解和回应,对柏拉图的叙拉古之行、建立“学园”的行动和写作对话的意图作了解释。接下来,笔者还分析了柏拉图对话写作的特征、分类以及解读柏拉图对话的恰当方式等问题。　　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柏拉图在《理想国》、《政治家》和《书信集》中关于政体问题的思考。《理想国》通过探究“最好的政体”反思了哲学与政治或哲人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讨论了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在城邦衰落之际的政治意义。《政治家》探究了依据法律的一个人统治即王政的价值和意义,潜在地思考了晚期王政对于希腊城邦的意义。晚期王政的问题在《书信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柏拉图认为只有晚期王政才能解决叙拉古的问题,使叙拉古承担起保卫希腊文明的重任。通过探究希腊语境中的僭政、王政和法政问题,进一步思考了古典法哲学家探究政体问题的风格。　　第三章分析了作为柏拉图政体理论核心的混合政体理论,这一理论在《法篇》中得到了系统的探讨和表达。笔者首先讨论了《法篇》的情节和主题,这是混合政体理论在《法篇》中展开的背景和前提,由此我们才能理解柏拉图在《法篇》中对混合政体问题的三次探讨及其缘由。然后分析了通常被学者们视为混合政体典范的斯巴达政体,柏拉图在《法篇》中表面上赞扬了这一政体,实则深刻地对斯巴达政体进行了批判。接下来还分析了柏拉图对混合政体理论的最重要贡献,即把君主制和民主制视为两种原型政体,并把二者的恰当混合作为混合政体理论的最重要任务。　　第四章分析了《法篇》中“次好的政体”与雅典“先祖政制”的关系。希波战争后雅典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帝国,并导致了政体的深刻变化,但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是一个有缺陷的政体,这种缺陷在伯里克利死后充分表现了出来并成为帝国倾覆的原因。《法篇》反思和批判了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政体,返回到希波战争之前的雅典政制,这一政制经过修正之后,比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政体更有可能发展为帝国。柏拉图把这一修正后的雅典“先祖政制”称为“次好的政体”。本章详尽分析了“次好的政体”的各个方面,并深入地反思了“次好的政体”的意义和局限,以及“次好的政体”与《理想国》中“最好的政体”的关系和对我们的各种启示。　　最后,在余论部分,简要地分析和概述了柏拉图政体理论对西方后世的巨大影响,并通过这种影响进一步反思了柏拉图政体理论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