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乡村发展模式引发诸多矛盾,导致乡村衰落现象频现。乡村物质空间衰败、社会民生问题凸显、特色丧失与文化断裂等问题似乎都在昭示着:衰落甚至消亡是大部分乡村发展的必然趋势。乡村问题的凸显引发了国家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其中以中产阶层为代表的城市有识之士正在尝试以“回归乡土、反哺乡村”的方式探索多元的乡村复兴道路。这些有资本、有文化又有乡土情结的“城里人”就是绅士化语境中典型的绅士群体,他们的“返乡”运动正是我国现阶段乡村绅士化现象的真实写照。乡村绅士化概念缘起于英国,它描述了中产阶层迁居乡村地区,并引发乡村社会阶层结构改变及乡村空间、文化等多方面转变的现象。然而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乡村绅士化多是基于自由市场的绅士群体自发选择行为,其中绅士群体是乡村绅士化过程最常见的触发者和主导者。而我国的乡村建设实践表明,政府在乡村绅士化中扮演了主导角色。深入探究这种中国特色乡村绅士化现象,不仅是对我国乡村发展特殊现象的透视和解读,也是绅士化理论研究的一次“本土化”尝试。此次研究尝试将政府主导推动并实现的乡村绅士化现象定义为“政府主导型乡村绅士化”,并遵循“特征—机制—效应”的逻辑框架进行研究。文章选取南京不老村为实证案例,通过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梳理该地区的乡村绅士化过程,并分析该类乡村绅士化现象的特征、机制与效应。首先纵向梳理了政府主导型乡村绅士化现象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从结果和过程两方面分析现象特征,并且总结该现象特征与西方乡村绅士化的异同。研究发现:①结果特征相似。政府主导型乡村绅士化实现了乡村物质空间更新、社会结构重组和产业发展转型,这些转变结果与西方绅士化的特征相似;②过程表现特殊。政府主导型乡村绅士化实现过程伴随着快速整体的空间更新、先出后进的人群替代和商业化的业态植入,这些过程与西方乡村绅士化有明显不同。进而横向剖析了政府主导型乡村绅士化过程中的参与主体,分析各主体的角色与作用。不同于西方乡村绅士化中的组织关系,政府主导型乡村绅士化的背后是政府主导下多元参与的增长联盟。其中政府是绅士化的操控者,中介是政府的辅助者,绅士群体是被引导的迁入者,而原住民是政策性的迁出者。在分析主体关系的基础上,建构出政府主导型乡村绅士化的形成机制,并认为乡村发展政绩、“企业化”行为、地方发展决策权是政府主导乡村绅士化的主观动力,而体制环境下的路径依赖、土地制度改革下的政府实践、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战略选择则是政府主导乡村绅士化的客观因素。最后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出发,探讨政府主导型乡村绅士化产生的效应。从微观层面看,政府主导型乡村绅士化并没有出现西方乡村绅士化中原住低收入阶层被排斥和挤压的负面效应,而是落实了原住民的城镇化意愿,促进了原住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并且规避了社会矛盾的产生;从宏观层面看,政府主导型乡村绅士化推动了城市要素回流与多元反哺,促进了乡村价值回归与动力内生,并最终实现了城乡关系重构与乡村复兴。因此基于不老村的个案观察,本文认为政府主导型乡村绅士化是乡村内部资源重组与乡村复兴的有益尝试。本文正文共约49000字,图表57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