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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为四个部分: 一、《导论》将文化保守主义理解为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一种批评现代化的思潮,并随着现代化的世界性扩张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现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也正是在现代化逐渐遍及全世界的宏观背景下兴起的。本文认为,现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先导可追溯到近代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孔教派”,而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滥觞的则是以章太炎、刘师培等为代表的“国粹派”。沿着“国粹派”的思路又进而出现了以吴宓、梅光迪等为代表的“学衡派”,它较前者更加强调政治的根本在于道德。继之而起的是后来逐渐成为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之主流的新儒家。梁漱溟以其“新孔学”上承近代“孔教派”、下启现代新儒家,成为整个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占据着特殊的历史地位。本文拟在历史地考察其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着重探究和揭示其思想的个性特征,以彰显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 二、《梁漱溟保守主义思想的演变》认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2)是梁漱溟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形成的标志性著作,他在该书中其对世界文化发展规律的独特把握,阐明了其对中国文化何以必然复兴之故的看法,由此确立了其文化保守主义的根本观点: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三个必经阶段,它们循序渐进地分别解决人类生活中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从而前赴后继交替“重现”——这便是世界文化发展的规律,据此,中国文化必将复兴;当此之际,对待西洋文化要“根本改过”,即要“排斥那向外逐物的颓流”;又要“全盘承受”,即要学习其“奋往向前”的精神,由此提倡一种“奋往向前的风气”,以便“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梁漱溟这种对待中西文化关系的态度,其实是“中体西用”的实用主义态度。 进而认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29)则标志着梁漱溟保守主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