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曹禺的处女作《雷雨》问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真正成熟的标志。自从《雷雨》发表以后,《雷雨》研究就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经历了太多的风雨和波折。在我国,流行面最广、最具影响力的,乃是从社会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来评说他的剧作。作者特意营造的宗教氛围在评论家的心目中被当成一种累赘,一种蛇足,没有任何意义,并被演艺界随意删除。无疑,《雷雨》的现实主义因素是明显的:剧本所反映的时代,大约是从1894年到1924年这段时期,这三十年正是中国急剧变动的时期;剧中表现的人物,也都是那个时代的典型,如周朴园,既是封建家庭中的家长,又是社会上的资本家。但现实主义仅仅是《雷雨》的表象,《雷雨》内蕴的是一首诗。曹禺站在人类的高度去看待和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他是用一种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心灵语言去讲述人的不幸遭遇,以一种深广的悲悯情怀来看待人的痛苦。他的立足点,他的悲悯情怀,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都能深切理解并产生强烈共鸣。他用悲悯的心情来写人物的生存挣扎,用细腻的笔触来描摹人物的灵魂,深入到人物内心情感世界的底层,挖掘和提示人物心灵深处的秘密,并以此对人类自身和人性进行关注。可以说,《雷雨》的成功在于,它既立足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依然光彩夺目。但在时代的冲击中,《雷雨》也无可避免地做出了一些修改,出现了数种修改本。在《雷雨》的修改本中,修改的程度不一,有改得多的,有改得少的,从整体来看,这些修改迎合了当时的时代要求,却削弱了《雷雨》的诗性特征:一方面,对人物的拔高或贬抑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和丰满性大打折扣;另一方面,阶级斗争的凸显也削弱了人物内心的挣扎和冲突,推动全剧的力量由内在转为外在。在《雷雨》研究中,1936年的文化版《雷雨》,是公认的《雷雨》的定本。《雷雨》于1984年以后的印行,逐渐恢复到1936年的文化版的面貌,从这种意义上说,《雷雨》的诗性经历了消解到回归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