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Melitz(2003)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将国际贸易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纪元，其创造性地从企业微观角度出发，试图回答“哪些企业进行出口(Who)”，“企业以何种方式出口(How)”、“企业选择何地作为出口目标国(Where)”等一系列问题，给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上述研究均忽略了企业出口贸易中的另一重要问题——“企业何时出口(When)”。本文认为，以往研究对该问题的忽略均源于其以传统的净现值法(NPV)为理论基础，即假定一旦企业出口的净现值大于零，企业便决定出口。在此理论假设下，企业丧失了出口时机选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反观现实，在企业出口成本不可逆、出口收益不确定、出口时机可延迟以及企业间存在竞争博弈的条件下，基于NPV法的企业出口决策的正确性值得商榷。这是因为，在出口时机可延迟的情况下，企业的出口机会可视为持有一个“看涨期权”，此“期权价值”的存在会促使企业进行出口延迟，从而等待更好的时机执行期权，进行出口;不仅如此，在存在竞争博弈的情况下，企业的出口时机选择不仅体现在何时出口上，更体现在如何进行开拓和跟随的抉择，即进入次序的选择上，后者不单是决定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成败与否的重要因素，亦是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所忽略的重要内容。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在新产品、新市场出口中呈现的延迟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一国出口扩展边际的提升。所以，在我国亟待“调方式、转结构”的现实背景下，对我国出口企业在扩展边际下的出口时机和次序选择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开拓者的先发优势和企业间的拥挤效应融入期权博弈模型，构建异质性出口企业市场进入次序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创造性地对企业在新组合（扩展边际）出口中的市场进入次序选择进行分析，不仅能修正NPV法对企业出口决策的指导性偏差，也有助于拓展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使其在传统决策基础上，从期权博弈的视角将研究拓展到“何时出口（时机/次序）”的问题上。　　其次，本文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海量匹配数据，对我国2000～2009年扩展边际下的出口情况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描述。结果发现:第一，新组合出口在我国总出口中的占比不高且对我国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较低，验证了中国出口主要依赖于深度边际，而非扩展边际的事实;第二，新组合出口与旧组合出口在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与旧组合相比，新组合出口在最初几年的增长速度较快，但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新组合出口会遭受更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新组合主要由制成品构成，且主要分布在总出口额并不占优的欧洲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第三，对参与新组合出口的企业进行分析，发现不同所有权类型企业在新组合出口的市场进入次序选择呈现较大的差异。　　再次，为了进一步检验与剖析上述理论模型和典型化事实:一方面，本文通过二值选择模型探究企业在新组合出口中的市场进入次序选择，结果发现，企业生产率等微观变量和东道国经济增速等宏观变量均会影响出口企业的市场进入次序。在此基础上，根据企业所有权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的不同进行分组检验，深层次剖析各因素对不同类型企业和不同产品的差异性影响;另一方面，本文对跟随者是否受益于开拓者溢出效应进行三个层面的实证检验:一是跟随者个数与开拓者溢出效应。本文采用计数模型分析跟随者个数与开拓者出口年限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控制出口时间的前提下，两者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证实了跟随者受益于开拓者溢出效应的假设。二是跟随者延迟时间与开拓者溢出效应。本文利用生存模型检验跟随者延迟时间与开拓者出口增长率间的关系，结果证实开拓者的出口增长率越高，跟随者的延迟时间越短。三是跟随者出口额与开拓者溢出效应。通过OLS回归，我们发现在出口第一年，跟随者比开拓者拥有更多的出口额，而且这种差异主要来源于出口数量，而非出口价格，亦证实了跟随者受益于开拓者溢出效应的假设。　　最后，本文根据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的主要结论，分别从微观和宏观层面提出指导我国出口企业市场进入次序选择的若干意见，并从市场进入次序角度探寻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稳定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