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一切政权运行的物质基础,预算则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分税制改革以后,各级政府的财政资金开始以“专项”、“项目”的方式向下分配,这种分配方式的财政支出模式对基层社会产生了诸多意外后果,盼项目、跑项目,项目重叠、虚设、嵌套等,这使得项目预算形同虚设。参与式预算作为一种新的预算治理模式,为普通公民通过对话协商的形式参与到基层政府预算编制和预算的执行监督过程,提供了新的合法性渠道。就参与式预算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我国参与式预算实践大多数集中于县和乡镇一级政府预算,很少在市一级政府开展实践。而乡镇属于最低一级政府,财政收入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和上级政府财政,给参与式预算实践带来了很大的不稳定性,参与式预算的效度让其具有推广价值,而其限度又是其运行和发展必须克服的困难。本文通过对全国参与式预算实践模式的了解,并通过比较分析筛选出较为典型和具有代表性的基层参与式预算实践模式,分别以浙江温岭模式、云南盐津模式和广东顺德模式为例,对各自的含义、产生的原因、主要内容及效果分别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总结出三种实践模式的共同之处和差异之处。本文以基层参与式预算实践的效度和限度为研究重点,在实践的效度上,参与式预算确实是多元主体合力的产物,能够提高基层协商民主和基层政府治理的有效性,促进财政资源的合理配置。但仍面临着法律制度不健全、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以及财力不足、参与层级主要在乡镇一级政府、参与范围仅限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及政府主导等发展限度,需要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突破局限性。结合以上分析,从制度建设和法制化程度、参与渠道、参与主体多元化和人大的审议监督等方面对参与式预算的改进与发展提出对策建议,为参与式预算的运行和发展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