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小康是中国几千年来人们所向往和追求的社会理想。这在实践上不断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去为之奋斗，这也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和邓小平。“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许多相似或相通之处为毛泽东、邓小平等先进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确立为共产主义理想找到了契合点。毛泽东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赋予“大同”理想以新的科学内涵，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又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赋予“小康”理想以新的科学内涵，提出了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当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邓小平最终都是把共产主义“大同”世界作为他们奋斗终极目标、最高纲领。同时，为实现这一终极目标，他们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又确立了不同的近期目标、最低纲领，从而实现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毛泽东、邓小平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这样，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就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重要历史课题，这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关系到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实现。由于历史背景、条件的不同，在社会理想近期目标及围绕目标而选择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上，毛泽东和邓小平表现出了不同：在社会理想近期目标上，毛泽东在晚年的时候更多注意的是近期实现“大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邓小平则更强调的是目前主要是建设社会主义小康，并经过小康迈向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在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上，围绕不同的近期目标，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经历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转变。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这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然而，到了晚年，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包括中国传统“大同”理想中的消极影响，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一个“理想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实践已证明这一模式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不仅没有形成一个适合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反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逐渐出现了一个僵化的、缺乏生机和活力的体制，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挫折与损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开始了新的探索。在对毛泽东的探索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准确定位，他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了共产主义“大同”理想与现实奋斗目标的有机统一。“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为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指明了方向。在探索中，邓小平逐步把毛泽东晚年形成的僵化体制进行了根本性地变革：在发展动力与发展方式上，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分配方式与价值追求上，实现了从普遍贫穷的平均主义转变到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经济体制上，实现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政治上，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转变到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法治社会体制；在对待中外文化遗产问题上，实现了从大批“封、资、修”，与中外文明成果实行“彻底决裂”转变到提倡继承全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实现了从排斥知识分子为“臭老九”转变到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高度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在外部条件上，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转变到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这些最终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得以形成，进而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选择的伟大转变。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探索历程，留下很多启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选择要从现阶段中国国情出发；社会主义建设要尊重客观规律；坚持理想追求与现实实际的统一。世纪之交，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先后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这些既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为美好社会理想奋斗不息的精神。中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人类美好世界——共产主义“大同”世界不断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