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众间爆发了一场与政府主张向左且声势浩大的抗日舆论,其呼吁政府强硬对日的诉求给原本处于日本武力压迫下且尚感应变吃力的国民政府增添了额外的“内忧”。由于民众激进的抗日诉求与政府镇静忍耐的因应方针相抵触,因而在具体政策的制定与操作中,现实利害仍然是国民政府考虑中日和战的关键因素,而非其他。这就决定了国民政府的舆论对策会有它的原则性与底线。但基于“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需要,国民政府又必须对舆情做出带有一定善意的回应,以便双方能就对日问题达成基本共识,从而一致对外,因此国民政府的舆论对策也会呈现出一定的弹性。从已有的史料来看,九一八事变后当局与民众的抗日意愿并无二至,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之所以出现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因双方所处立场不同,于国力不竞之时而处强敌压境之际,国民政府所站的高度与考虑问题的深度与广度远非一般民众所能企及。然而抗日是全民族必须共同承担的责任,因此国民政府须对事变后的抗日舆论有所作为,以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中日战争。简而言之,应对民众抗日舆论就是在既成的侵略事实面前以及政府所定因应方针的基础上向国民表明政府自身的立场和态度,说明自己不但有底线,还有期待和准备；在抵制民众激进抗日要求的同时把争取舆论的谅解、同情与支持作为主要取向,进而将民众抗日情绪统一至对外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