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当今学界有关中国现代文论的研究，其取得的成果是勿庸置疑的，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亦不容忽视。大体而言，可以分为如下六种模式：一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生与发展历程的全面描述与梳理，黄曼君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1895—1990)》就是此类模式的典范；二是以温儒敏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代表的对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的理论论述所作的“景点”式分析；三是以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的第三编“中西诗学的影响研究”为代表的作为体系与范畴的比较诗学研究；四是以向天渊著《现代汉语诗学话语(1917—1937)》为代表的话语分析模式；五是以代迅著《断裂与延续——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历史回顾》为代表的对中国文论现代转换的探讨；六是以余虹著《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为代表的现代性后现代性分析模式。 尽管上述六种模式各有其独特性及取得的成就，但无论哪种模式都存在这样一种不足，即众多研究者大多是就理论言说理论，而对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内在生成机制缺乏深入剖析。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上述研究主要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在内容层面上的描述与分析，以及对重要理论家和流派的批评思想与观念及其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系的梳理与辨析，而对中国文论现代转换过程中传统文化精神的承继及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意义赋予缺乏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二、对中国文论话语现代转换中话语主体的双重性转换缺乏应有 的关注与研究，从而忽略了特定语境中人的生存方式在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为了对上述研究有所突破，本文在写作过程中特别强调中国现代文论话生成的动态性与历史性。具体而言，动态性要求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异，而历史性则必然将其纳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也就是说本文将通过对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语境的现代性重构，进而寻觅一条进入中国现代文论话语内在生成机制的切实可行的通道。任何一种话语的生成均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发生密切的关联。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究其实质即是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转换，那么它必定会成为中国现代性工程的一个环节，不过，中国的现代性认同在与世界文化的交往中具有全球一体性的同时，亦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体现为一种“双向异质化”的特征。由此出发，本文的题目“认同与悻离”也便蕴含了本文的具体论域及研究重点。在这里，“认同”具有两层含义，即“自我身份的确立”与“对西方的认同学习”。前者强调对西方的认同与学习过程中因为传统文化精神的承继而产生的对西方的停离；后者则强调在中国文论话语的现代转换中必然出现的对传统的悻离。在此意义上， “认同与悻离”便成为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中的双重悻论，而这恰恰就是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的关键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双重停论绝非口号或理论表述的文本停论，而是中国的整体现代性工程进行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对这种存在，本文将其指称为“民族化”。由此出发，“民族化”即成为本文写作的视角。不过，“民族化”在本文中不具有任何民族主义的意味，只表明一种对中国的现代性认同事实的客观描述，因此它只是一种纯粹描述性的称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族化”的“化”于动态过程描述的意义中，其最为关键的是隐含着话语主体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主体性思考与选择。本文认为，民族化究其实质就是异质化，并且这种异质化是以在中国化与化中国（西化）的相互对立、缠绕中的扭行态势行进的，具体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及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对西方文化的“归化”和西学冲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化”。尽管长期以来民族化被当作是与西化相对立的一种力量，然而如果·我们抛开民族主义的情绪，便会发现二者在对立中又是相互包容的，即民族化体现为中国现代性认同中本上文化的客观存在及本位地位的强调，而西化则体现为一种民族化的现代性认同。辨明此，“认同与悻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种相互扭结的态势，这种态势所蕴含的其实就是动态性与历史性。再则，考察众多 2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论著，总体而言，比较诗学在中国现代文论研究领域，多体现为静态比较，而非动态的碰撞与交汇。令人遗憾的是，即便在以《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一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学理论》（罗钢著）和（（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殷国明著）这种以历史性和动态性为特征的学术论著中，我们也几乎感受不到前辈学人的生命脉动。本文以为，从本质上而言，前人的学术探讨都凝聚着生命的赤诚与执着。从“家国天下”到“民族国家”的转换，进而到“个体自我”的追寻，乃至意识形态的偏至，生命的脉动都与之紧紧相随。因此，体制化生存中的当今学人在生命的禁铜与激情的丧失中，陷身于学科化的条块分割，以解剖死尸般的方式对激荡着生命激情的话语言说进行梳理辨析，实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