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哲学领域,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问题一直是重要的研究主题。?于尔根哈贝马斯作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构建了宏大的、涉及多个研究领域的以沟通行动理论为核心的理论。其法律理论和相关的道德理论为法律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不一样的研究视角。在哈贝马斯的法律理论当中,法律和道德变成了一种互补关系:道德作为一种文化知识,为法律涉及道德的方面提供内在的精神力量,而法律作为知识系统和行动系统,为道德实现更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提供强制性力量,以保证道德观念与行为的统一。这一理论显然不同于以往自然法学家们的理论——将道德置于法律之上,也不同于法律实证主义者们的立场——将道德与法律基本分离。哈贝马斯的这一理论在诸多理论领域引起了激烈反响,其中不乏批判之声。本文拟对哈贝马斯“商谈理论”论域下的“法律理论”进行梳理和阐释之后,以来自哲学和社会学视角的典型批判为例,通过对哈贝马斯的后俗成社会当中的法律和道德理论以及其社会进化理论的强调,一方面为哈贝马斯的理论作微小辩护,另一方面使得那些尚不熟悉哈贝马斯理论及其创造性贡献的人能够对此主题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哈贝马斯认为,目的理性所具有的局限性无法应对一种“理性分化”的局面,因而其借着哲学上语言学转向的东风,提出了“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eason)概念。笔者拟通过对“交往范式”所涉概念进行详细分析,进而为理解“商谈理论”的构建提供一个良好的背景。这是本文的第一部分。在文章的第二部分,笔者仔细梳理并总结出了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为核心的“商谈理论”的论证框架,并且明确了“法律理论”在其中的位置,以便为随后的论证打下基础。在商谈理论当中,核心的原则——“商谈原则”(D)——被提出,一种不可避免的带有理想性的交往模式在这样的原则下构建了起来。在法律理论领域以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哈贝马斯提出了不同于以往哲学、社会学上提出的那些观念。他分别将“商谈原则”运用到法律理论和道德理论领域当中,并将其具体化为“普遍性原则”和“民主原则”以化解规范在事实性与理想性之间的张力。本文在第三部分对此作了梳理和阐释。针对哈贝马斯的道德理论与法律理论,来自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们又提出了相应的批判观点,这是本文的第四部分。在最后一部分,笔者拟通过对哈贝马斯的道德和法律理论所依托的后俗成道德发展理论以及社会进化理论的阐释和强调,来回应文章第四部分提出的那些批判。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主义当中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辩证关系作为社会进化的根本原因是不充分的。他将科尔伯格提出的道德发展理论进行改造——融入交往理论——提出了新的社会进化论。他认为,人作为社会当中的成员,不只是具有技术性知识,还具有道德—实践知识。正是这种能力的存在,使得主体意识——包括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从前习俗层次发展到习俗层次,最后达到后习俗层次。哈贝马斯的法律理论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之上的,如果明白这一点,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批判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