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社会逐渐意识到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急迫性与必要性，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应对这一问题的对策。特别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的生效，标志着国际社会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解决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同时，《京都议定书》确立了“联合履约”(JointTrading，JT)机制、“排放权交易”(Emission Trading，ET)机制与“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这三种基于市场的灵活合作机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为主导的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该体系将三种机制有效地联系在一起，对全球的碳排放权交易产生了极大影响。　　三种机制中的清洁发展机制是我国政府与企业可直接参与其中的机制，近年来，其对我国的影响意义较为深远。清洁发展机制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紧密相连，一方面，帮助发达国家实现其在《京都议定书》中量化的减排义务;另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与节能环保型技术，以支持其可持续发展。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CDM项目）具有特殊性，在项目流程、管理规则与各参与方参与情况等多方面与同类型项目有明显区别。我国自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以来，在改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与可持续发展方面均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特别是在风力发电与水力发电领域的开发，不仅提高了我国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比例，同时在这些项目的开发过程中，我国政府与企业也可通过向国外合作方销售这些项目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从碳排放权交易中获利。　　由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直接获得并经指定经营实体(DOE)核证与执行理事会(EB)签发后的减排量称为核证减排量(CERs)，只有经核证的减排量才可以实现碳排放权的转让。我国自2005年开始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以来，不仅改善了自身的节能减排效果与能源利用效率，还为全球范围内的环境保护做出了贡献。此外，我国政府与企业目前是核证减排量最大的供应方，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于我国企业而言，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提高了企业自身的节能减排效果，而企业作为盈利组织，更为关注的是通过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所获得的经济效益与财务效果的提升。核证减排量的销售能实现企业的这一目标。因此，以财务决策的视角研究核证减排量收入及其决定因素有较为重大的理论意义，同时又具备一定的应用价值。　　目前，我国针对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法律体系建设上已逐渐成熟，为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从财务与会计角度来看，与会计处理及披露相关的准则尚不明确，与核证减排量交易相关的税收政策与细则亦在完善过程中。因此，本文没有选用上市公司的公开资料与数据进行研究，同时也未从传统意义上的财务指标与利润指标的趋势比较来衡量企业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与核证减排量收入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而是利用联合国网站上公布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计划书(PDD)中披露的财务数据与指标进行研究。　　本文首先介绍了国际通行的碳排放权会计处理与披露方式，其次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碳排放权交易披露情况进行了分析，由此看出我国企业针对碳排放权交易尚采用自愿披露的方式，会计处理方法凌乱，问题丰要体现在对CDM项目的成本确认，CERs收入的确认及计量，碳排放权资产及负债的确认，与碳排放权交易的信息披露等问题上。　　对于企业来说，参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并获得核证减排量的签发，所签发的核证减排量可通过销售给国外买家的方式获得销售收入，一方面缩短了投资回收期，提高了该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另一方面拓宽了收入渠道，使企业整体的收入水平与盈利能力得以提高。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投入情况来看，企业在计划、注册、实施与获得签发的完整过程中，需投入额外的交易成本与费用，与项目相关的固定成本投入也较其他项目高出很多，由此提高了项目的成本与风险水平。因此，核证减排量收入对于企业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至关重要。该收入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核证减排量协议价格与实际签发量、签发效率等因素。因此，本文将核证减排量协议价格与签发质量作为重点，进行财务效果与决策分析。　　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首先从获得签发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财务绩效视角出发，证明了碳排放权交易在整个CDM项目活动中对提高项目投资回报率与企业收入水平的重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核证减排量交易价格的决定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得出国际市场碳排放权交易价格与国外购买方需求为其决定因素，而我国政府与企业作为核证减排量的最大供应方，价格制定却被外国购买方控制，由此得出了我国建立自身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必要性。此外，本文将针对决定CERs收入水平大小的另一个重要方面——CERs的签发质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签发质量因子的综合得分，再针对该得分，对签发质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并由此得出CDM项目的减排类型、交易成本与年估计减排量对签发质量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