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的诸子学复兴构成了近代中国典型的“学术史事件”。通过回溯从“子学时代”到“子学复兴”之间诸子学的流变，从而把晚清民国诸子学的兴起作为“学术史事件”来分析。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清代学术倒演的“学术理路”和西学兴盛的“思想语境”，并且二者在十九世纪的时间节点上绾合。在“新旧之争”与诸子学争议方面，主要以章太炎和胡适的墨学争议为切入点探究清末民初“戊戌”一代学人和“五四”一代学人在学术研究取向上的差异，进而研究两代人的合力促使的知识转型。两人的争议主要聚焦在“诸子是否出于王官”的问题和“治经与治诸子是否一样”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涉及清末民初经子关系在知识转型中的现代转化及其作用。在“现代性分化”与诸子学争议方面，首先是后五四时期“科玄之争”对诸子学争议的影响:主要聚焦于五四之后胡适和梁启超的墨学争议，进而探究知识转型基本完成后思想界的分裂对于知识分子认识墨学所产生差异。两人争议的焦点主要是在墨学具有科学性的大前提下墨学的根本观念是“兼爱”还是“应用主义”，这不仅仅是学术层面的争议，还牵涉学术争议背后观念、背景、思想。其次是“革命”的兴起及其引发的诸子学争议:主要聚焦于郭沫若与梁启超、胡适的墨学争议，以及与左翼学人之间的墨学争议。如果说胡适和梁启超善于用西方学说附会墨子学说，那么左翼学人则试图从墨子的思想中为革命运动提供学术支撑。郭沫若以“打倒墨家店”为旗帜，主张“尊儒抑墨”，往客观学术研究的方向努力，尽管有时候事与愿违。总而言之，清末民国时期的诸子学争议层层递进，步步深入，合力促使着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而这一时期的“新旧之争”和“现代性分化”为审视民国学术史上的墨学争议提供了有效性线索，从中也可以窥探到学人“发明诸子学”和“非客观的客观主义”的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