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奉行基于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外向型战略深入参与到国际生产分工当中,使我国制造业从整体上融入了全球价值链,也使我国迅速在全球确立了自己“贸易大国”和“经济大国”的地位。然而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国制造业赖以生存的低端要素红利、政策红利、环境红利都逐步消失殆尽。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进入增长“新常态”,发展方式面临重大调整,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乃至国际竞争中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技术密集、知识密集、人才密集的特点,是创新要素密集度最高的产业,逐步取代制造业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新动能。在全球要素分工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凭借在技术、知识、人力资本等高级创新要素上的比较优势控制了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性服务环节,同时也掌控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加工环节。这种国际分工模式导致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技术创新的支撑效应得不到发挥。相对于自主创新和传统的国际创新溢出渠道,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影响我国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新生力量,其作用和地位得到广泛重视。要提高中国技术创新水平、实现产业升级的目标,生产性服务业是关键突破口,OFDI是获取国际创新溢出的主要渠道。作为产业“短板”的生产性服务业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这是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要素分工、将其生产性服务环节进行全球布局的宏观体现。中国企业成为全球要素与资源的“整合者”,遵循和利用全球要素分工模式,以生产性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为纽带,克服高级要素流动性的约束,获取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知识、人力资本等高级创新要素,对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水平的提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全球要素分工背景下,尝试对生产性服务业OFDI对中国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进行系统地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具体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本文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OFDI与技术创新水平的发展现状并对二者关系进行了初步界定。在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衡量时,发现其上游度指数偏高,意味着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处于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的中低端位置,比较劣势明显;中国制造业出口内含的生产性服务增加值呈上升态势,但来自国外的生产性服务含量占比逐渐上升。本文又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OFDI进行了典型化事实描述,发现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更偏好进入拥有技术、知识、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的发达东道国。在对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之后,发现我国与美、日、德等创新强国之间仍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技术创新能力亟待提升;并初步判定中国生产性服务业OFDI与技术创新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其次,在全球要素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国际专业化分工的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技术创新能力提升面临的困境,以及OFDI对发展中国家突破技术创新障碍的重要意义。主要结论有:(1)在技术、知识、人力资本等高级稀缺要素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专业从事生产性服务(创新)环节,而发展中国家则由于要素质量的限制被锁定在低端加工装配(非创新)环节。而这种专业化分工催生了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价值增殖为纽带的全球生产服务网络,企业可以通过OFDI的区位选择,实现本国稀缺的优质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这为发展中国家获得国外先进技术溢出提供了可能。(2)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母市场效应”,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和制造业规模,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必将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产生庞大的市场需求。“母市场效应”的存在,使中国具有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必要性和动机,但国际专业化分工模式降低了从事生产加工环节的发展中国家生产性服务部门工人的实际收入,从而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发展,技术创新能力提升遇到障碍。(3)将生产性服务业OFDI引入一般均衡模型后,发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与其生产性服务业OFDI存在正相关关系。生产性服务业OFDI有助于打破现有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障碍,助力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升级。再次,为使生产性服务业OFDI逆向创新效应的作用机理更为直观,本文构建了以生产性服务业OFDI为杠杆的中国技术创新提升机制,将生产性服务业OFDI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施加影响的过程分解为中国企业“深度嵌入”并利用全球价值链和塑造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中国国家价值链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主动布局,获取国外先进生产要素,通过要素整合、大市场、制造业OFDI支撑、逆向技术溢出等效应,显著提升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第二阶段,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高端中间投入的行业特殊性,主导构建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中国国家价值链,依靠知识技术导入、差异化、专业化分工、产业关联、集聚等机制带动国内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并实现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的有机互动,全面提升中国技术创新能力。最后,在对生产性服务业OFDI逆向创新效应进行了理论和机制分析之后,本文分别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对生产性服务业OFDI对中国的技术创新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在利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进行检验时,发现中国生产性服务企业对外投资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生产性服务企业通过“走出去”可以有效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而对发达国家(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直接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效果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地区)样本。在对中国各省市宏观层面进行分析时,同样验证了生产性服务业OFDI对中国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具有的积极影响,但是这一影响依赖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程度。本文同时考察了国内创新投入和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等其它国际创新溢出渠道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说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既依赖于本国的研发投入,也可通过各种国际创新溢出渠道吸收海外技术创新。除此之外,为了激发和强化生产性服务业OFDI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结合本文理论模型、作用机制与实证检验的主要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顺应全球要素分工发展趋势,继续推进生产性服务业OFDI;(2)鼓励和支持生产性服务企业OFDI重点区位选择;(3)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互动融合;(4)注重人力资本的培养和储备;(5)提高企业的自主研发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