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的国际合作大部分反映美国推行的所谓“旧金山制度”。不过,中国的崛起、美国的“重返亚洲”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与东盟当地区领导国际机制的之间过程改变了该地区的国际政治状态。在此环境中,日本政府也考虑调整其和平宪法、让日本军队在世界上发挥更实际的作用。结果是东南亚成为美国、日本和中国之间争取国际影响的战场。自从70年代以来,东盟国家也试图通过建立各层面基于“主权高于一切”、“不干预内政”与“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规范的国际合作组织建立一种东南亚地区国际秩序,也试图通过东盟鼓励的地区主义过程维持其“东盟中心地位”的状态。此情况的结果还很不明朗,有的学者认为东南亚地区的主要传统合作机制会一直是双边合作的“旧金山制度”,也有的认为多边层面合作机制会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合作途径,而有的学者也认为东南亚将来的合作框架会是一种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的混合。东盟2003对2015年以前设立东盟安全共同体(以后成为政治安全共同体)的愿望也对该地区的将来提出更多问题。安全共同体的定义就是一种公开冲突并没有可能发生的地区。不过,在东南亚这样很少得到传统安全合作的地区里,安全共同体实现这样需要高水平的互相理解与信任的目的也特别难。特别诡论的是,建立高水平的互相信任与理解也是需要通过安全合作而得到的。虽然传统安全合作比较难得到,但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合作也是建立互相信任与理解的一种好办法。另外,东南亚国家几十年来对跟其他地区性国家进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特别表明意愿。关于非传统安全合作促进地区安全合作的增加,几个学者也指出非传统安全合作通过“溢出效应”就能促进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深化。本文采用东南亚海盗问题与反海盗合作来作例子,表示非传统安全合作对东南亚地区国际组织的影响。通过分析反海盗合作的逐渐过程,包括国际协议、东盟与其多层面的会议、与双边和多边合作演练的出现,本文试图表示反海盗合作通过溢出效应推动东南亚国家之间安全关系的深化。另外,本文也试图表示东南亚合作机制的扩散也导致国际沟通的制度化和中国、美国、日本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互相信任增加。并且,这些国家之间的互相信任与国际沟通的制度化有在东南亚地区设立一种海上安全制度的可能。最后,本文通过研究该地区安全合作的进程对东盟国家设立一种安全共同体的目标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