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出现融合的趋势,数据信息也在我们的学习、生活和科研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互联网+”的实现,离不开数据处理技术和数据库产业的支持,而数据技术产业的发展,也离不开法律的规制和引导。就目前来看,我国法律尚未直接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对数据库提供保护,但在司法实践中已有对数据库提供保护的先例,典型案例有音乐题库案、信息榜单案、王继明诉侵犯著作权案、阳光数据公司案、信息公司诉艾普公司不正当竞争案等。通过研究法院的判决结果,可以分析出我国法律对数据库保护所持的态度和理念。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权利人在数据库权益受到侵害时找不到直接的法律救济,而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也只能将视野局限在数据库的独创性和侵害者的不正当竞争方面。如果数据库不符合著作权法规定的汇编作品构成要件,就只能寻求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因其本身所具有缺陷也不足以对非独创性数据库提供全面保护。不过在电视报节目预告表案中,法院认为电视台对于制作者劳动价值的认可,体现出了一种保护投资的数据库保护理念,这种理念与欧盟《数据库保护指令》所确立的特殊权利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通过研究欧盟特殊权利保护模式及其在各成员国的转化,我们可以发现欧盟成员国对于《数据库保护指令》的执行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纳入邻接权和单独立法。分析研究两种特殊权利模式,可以发现邻接权模式虽然节省了立法成本,但是仍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思想表达二分法的约束,而数据库最有价值的部分恰恰是内容而非结构,故而数据库邻接权模式并非数据库特殊权利制度的最佳建构模式。作为一种新型法律客体,未来我国在将数据库纳入知识产权保护范畴时,应当赋予其与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相并列的数据库权,采取单独立法的模式实现对于数据库的全面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