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中国60年外交历程进行系统的梳理,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事实上,过去的一两年里,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文章和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富,它们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外交实践做了比较细致、全面而深刻的历史分析,对20世纪中后期复杂多变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外交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外交的基本脉络、总体特点进行了比较客观的总结,并根据中国具体情况提出了当前及中长期中国外交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发展方向。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很多研究将新中国外交历史和外交战略割裂开来,要么就史论史,只是对外交历程的简单材料堆积,要么从理论到理论,抛开对新中国外交历史的考察,而直接将西方一些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套用到中国外交战略的思考之中。二是对中国外交的历史梳理和理论概括缺乏宏观大战略的指导,没能站在更高的立场,将之放在国别比较的视野中总结出更加本质、更富规律性的外交大战略。三是偏重策论研究,往往站在外交实践者的角度,以官方思路和话语方式讨论外交历史,研究的理论性、独立性不强。　　通过对近代国际关系史的简单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同美国、苏联等国的外交历程在某些阶段具有某种共性:它们都是在制度上具有创新性的新生国家,成立初期都遭遇了国际体系及其支配国的重重包围,它们也都进行了坚持不懈并卓有成效的外交突围努力,并最终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胜利,成长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大国。这些国家的外交战略既与它们所面临的包围主体,即当时的霸权国的进攻型战略不同,也于其它次强国家成长过程中的挑战型战略不同,是一种更加注重国家正当发展权利、更具有发展内向性、尽量避免与霸权国直接对抗的突围外交战略。当然,上述三国的突围外交战略本身具有各自的特点,美苏两国的突围外交也基于国家发展阶段、国际国内背景而在某一阶段进行了转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重包围,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突破这些包围,追求国家发展的基本权利,为此新中国进行了坚定的军事斗争和外交突围:尽管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并最终建交,由此带动中国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全面发展,但这之前开始的中苏紧张关系使得中国所面临的外部战略压力并未得到根本改观,这种状况直至90年代初期才告结束,因此,可以认为这之前的中国外交属于生存型突围时期,其基本特点是,外部包围以军事压力为主,战争风险长期较高,国家生存面临严峻考验,军事斗争在突围过程中具有极端重要性,可称之为“硬围”,突围方式也就具有明显的对抗性。　　由于国际格局转换、国际战略环境发生根本转变,尤其是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及国家发展方向转向引发的内生变量的巨大变革,使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迎来了外交发展的第二个大的时期,即发展型突围时期,其背景是,中国所受的外部显性军事威胁逐步弱化,暂时没有紧迫的战争危险,但外部隐性压力并未根本消失,仍然受到当今主要霸权国在东南西三面构筑的战略包围,同时,中国在经济、技术、国际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继续面临外部的种种掣肘和挤压,因此,中国的外交工作仍然要服务于突破外部包围的基本目标,只不过这种包围呈现出隐性、柔性和“软围”的特点,其出发点是阻遏中国发展速度,包围和突围围绕着经济、技术和国际规制等内容展开,具有很强的作性。　　因此,尽管新世纪的头20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一定条件下它还可能有所延长,但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仍然符合突围外交的基本界定,仍然需要在突围外交的大战略下制定具体对外政策。其基本依据是: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和社会发展程度跟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头号强国美国的差距依然很大,在当前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中的话语权仍待提高,还远未具备世界头等强国或体系支配者的实力和地位。其基本要求是:实事求是地界定国家利益,坚持韬光养晦的外交定位,强化突围外交的内部支撑,加强制度创新,继续将综合国力提升作为国家发展中心目标,外交上有所为有所不为,增加合作,减少对抗,避免外部因素对现代化建设的干扰和阻断,尽可能的维持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