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开埠通商、漕粮海运和轮船航运的兴起，促进了华北交通工具的初步近代化，推动了整个交通体系的演变。西方列强利用铁路侵略中国、中国人铁路观的演变、清政府铁路政策的转变、洋务运动的深入开展，促成了铁路运输在中国的兴起。华北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政治地位，河运衰落而公路尚未发达的交通状况，又推动了铁路运输业在1880年后的迅猛发展。由于具有运量大、速度快、不受季节影响、运费低廉、安全可靠等优势，铁路促进了华北内陆地区交通方式的变革，推动了华北交通体系的重组。 由于具有向后连锁影响(backword linkage effects)，铁路的正常运营，给乡村地区带来了修车厂、机车厂等近代工业企业。铁路运输与矿产资源开发的结合，又推动了华北地区近代煤矿企业的发展，带动了转运商业的兴起，加快了大规模交易市场(唐山、焦作、石家庄、漯河、驻马店、平地泉、辛店等)在乡村地区的生长。随着农矿产品的大量转运及近代工矿企业的创办和煤炭交易市场的形成，车站附近形成乡村地域结构变动的最初结节点。 随着铁路不断由沿海向内地延伸，1937年前华北更多地方有了这样的工矿企业和交易市场，形成了更多的结节点。这些结节点借助便利的铁路交通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通过铁路与沿海港口和海外市场联为一体。华北地区出现了一个以铁路和运河为主要流通渠道，以铁路沿线和河流沿岸市场为主节点，以通商口岸市场为尾阊的多层次开放型市场体系。 多层次开放型市场体系的形成，既利有利于国外商品的输入，又有助于内地农产品的输出，从而为乡村近代工业(工矿业而外的其他工业，主要是轻工业)的兴起和传统手工业的嬗变创造了条件。农产品的商品化和乡村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乡村产业结构的变迁，居民职业结构的变动，新兴社会组织的生长，社会习俗及生活方式的嬗变，加快了乡村社区向城市区域的演变，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变迁。 1880-1937年间铁路推动下的乡村社会变迁，加快了华北地区农业、煤炭工业和棉纺织工业的发展，使唐山、焦作、阳泉等成为重要的能源基地，石家庄、郑州、济南等成为著名的棉纺织工业基地，近代工业和城市体系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和完善。这些变化，为华北区域日后的重新崛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