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将翻译研究从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解放出来以后,各种文化取向的翻译研究层出不穷,如“操纵派”、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劳伦斯·韦努蒂的异化策略理论、巴西的“食人主义”等。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西方翻译学者们开始借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学概念如“场域”、“习性”、“文化资本”等概念,分析翻译作品的生产、传播和接受,分析译者的具体翻译策略的应用和社会各种因素对译者的制约,有人称之为翻译社会学或社会翻译学研究,也有人称之为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这种借鉴社会学理论的翻译研究,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翻译这一人类文化交流活动的认识。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生当中国历史上的转折时期,梁启超所从事的政治改良运动和发起领导的文学改良运动,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翻译作品和翻译思想在中国翻译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梁启超主张的是一种宣教启蒙的翻译观,认为人们并不是为了翻译而翻译,翻译是一种工具,一种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本文作者运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概念,对体现梁启超翻译思想的文章《论译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揭示了梁启超翻译思想中蕴含的先进学术命题,认为在梁启超的翻译思想中,已经涉及到了翻译社会学中有关文化资本及其转换要素、赞助人等核心概念,开辟了中国传统译论的社会维度,成为中国传统译论向现代译论转化的过渡一环。同时,作者还运用布迪厄社会学中的“场域”、“习性”等概念,对梁启超的翻译实践活动进行了研究。本文作者挑选了梁启超两部比较有代表性的翻译作品来分析。《十五小豪杰》体现的独立冒险精神,正是当时国人所缺乏的。梁启超选择了所谓“豪杰译”的翻译方法来翻译这部作品。梁译《佳人奇遇》是一部政治小说。梁启超选择它来翻译,不是因为政治小说有多高的文学性、艺术性,而是看中了政治小说的教化作用。用布迪厄的社会学概念对梁启超的翻译思想和实践的研究表明,梁启超作为政治活动家涉足文学翻译和创作,甚至提出自己的翻译理论、运用独具特点的翻译策略,都是受其“习性”和社会特定发展时期“场域”的影响。翻译社会学或社会翻译学研究把翻译活动和社会环境、社会状况以及译者的个体特殊性结合起来,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理论视野,可以更好的分析解释译者翻译行为和翻译实践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