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湖北省Y县F村为调查地点,以数十位不同年龄阶段受访者的实地调查资料及相关档案资料为依据。发现在国家建构性政策整治当地异化的人情风过程中,仍然出现村民乃至村干部以不搭彩棚,不放鞭炮,礼房与账簿隐匿化等形式的非正式规则来选择性遵从或差异化执行政策的现象。由此致使Y县推进人情风整治的政策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F村面临对国家政策的不理解与村庄内部人情秩序失序的双重困境。基于此,F村在乡镇政府的支持下,通过自身的探索,在村庄设立村民诚信档案馆,将村民文明诚信积分奖惩机制与村民家庭成员在人情风异化治理过程中的参与和责任相联结。文章的主体由三部分组成。首先,考察中部村庄F村内生性人情何以走向异化,从人情异化基础条件的演变探究仪式性、互助性人情异化为借机敛财的缘由,而公共权威的缺乏与人情退出机制的缺失导致乡村对人情失序的自我调试失败。其次,在乡村自我调试失败的情况下,Y县、乡镇行政机关对异化的人情风实施积极整治并取得良好成效,但政策持续推进的过程中却遭受F村特殊主义非正式规则的抵制。最后,着重探讨国家与乡村社会通过村民诚信档案馆这一平台促使村民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具体过程,并且探讨二者如何使失序的人情秩序得以矫正与重构。本文认为,随着非正式人情关系网络基础经历了从血缘、地缘到利益认同的转变,从而为国家建构性政策进入乡村社会干预人情异化乱象提供了合法性。而出现村民乃至村干部以不搭彩棚,不放鞭炮,礼房与账簿隐匿化等多种形式的非正式规则,来抵制或消解国家建构性政策,是因为普遍主义的国家建构性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难以完全契合地方特殊主义非正式规则导致的。F村将不同仪式化人情需求实行分类施策,并通过村民文明诚信积分与村规民约促使村民参与到村庄公共事务中来,使村民的权益与自身的行为联结起来,在村庄公共事务中增强了自身的参与和责任意识,从而实现自治“之治”与国家建构性政策有效融合。由此,只有普遍主义的国家建构性政策与特殊主义的非正式规则相融合并适应,才能矫正村庄由来已久异化的人情风乱象,并且使乡村秩序得以有力维护正常的人情社会交往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