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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上清、灵宝、正一等以道教经系为中心的道派确立，经过一系列道教经典的整理和教理、科仪的系统化，道教进入了国家宗教的发展阶段。唐代的道教获得迅速的发展和极大的繁荣，与李唐王朝的扶持密不可分。李唐王朝为了确立统治合法性，不断提高老子即太上老君在宗法上的地位，道教也在神仙谱系中给予太上老君更高的神格。道观和道士的数量增长迅速。同时，唐代重玄学的兴起使得道教在教义上更加重视哲学思辨和心性论方面的探索，哲学理论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道教的主流修炼理论由外丹向内丹转变。
在理论上，上清派内养炼气的修炼理论得到发展与完善。潘师正“援佛入道”，融合佛教和儒家的理论来阐释内炼养生之道，为上清派理论与李唐王朝政权的调和做出了初步的尝试。吴筠则从个人修炼出发延伸到治国理论，提出“道德天地帝王一也”的思想，奠定了上清派与政治关系的理论发展的基调。唐末杜光庭则将“理身理国”的思想发挥到极致，完成了上清派与政治关系的理论链条的构建。同时，在李唐王朝这一方，以唐玄宗为代表的唐帝王重视道教，提高老子的地位，并且在对《道德真经》的注解中融入其对于上清派思想理论的理解，从统治者的角度阐释了“理身理国”的治国思想。这种理论是以“理身理国”为核心，虚静抱朴以理身，无为止战以理国的兼容道教与政治的理论。在整个唐代的发展过程中，上清派理论在政治语境下不断的丰富和完善，不断适应统治的需要和社会的发展。然而在唐代后期，上清派理论在司马承祯和李含光之后也出现了一定的断层，到杜光庭之间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政治语境下的教理理论流传下来，直到唐末五代的上清派道士杜光庭对唐代“理身理国”理论的最终完善。
在实践上，唐前期，上清派积极参与到政治中去。唐代建国以前，王远知利用老子的谶纬为李氏造就舆论，同时也间接参与到唐太宗的继位中。唐帝王也频繁地征召潘师正和司马承祯入朝论道，甚至参与治国之道的讨论。唐帝王的下敕、封赏不断，潘师正和司马承祯也有回表、状，入朝与皇帝论道授箓的活动，受到唐帝王的尊崇，一度掌握了国家祭祀的话语权。吴筠则积极入世，与唐代的官员士大夫群体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和频繁地互动。以李含光与唐玄宗为个案研究，上清宗师李含光奉唐玄宗命复兴茅山宗，与唐玄宗的敕书等互动也非常频繁，将上清派与李唐王朝的合作同盟关系推向成熟。另外，上清派与唐代官员群体的互动也非常密切，不仅有拜访道观、以诗文相赠的互动交流，也有为上清高道宗师撰写传记碑铭者，以表达向往神交的慕道之情。
唐后期，上清派与李唐王朝的关系逐渐疏离，而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升温。在司马承祯和李含光之后，不论是茅山宗还是天台山和南岳衡山的传嗣道士，都逐渐衰落，与李唐王朝的交往也逐渐减少。一方面上清派在理论探索上的断层，唐后期混乱的政局导致上清道士对政治参与的疏淡，使得上清派在李唐政权中逐渐被冷落。另一方面，由于唐后期李唐王室逐渐失去对政治权力的绝对控制权，上清派的“理身理国”思想对于他们来说已经缺乏吸引力，反而是服食丹药、求仙问道之术更能吸引他们。这就与上清派本身的修炼理论产生了分歧，双方的关系由此走向疏离。相反，由于唐后期地方藩镇节度使的权力逐渐加强，同时这些节度使大部分也是中央权臣，上清派与政治的关系便无意识地由李唐王室向地方权力转移。尤其是茅山、天台山与其所在的浙江两道，以及衡岳与其所在的江南西道，都加强了与地方官员的联系，并积极参与到地方政务中去。以李德裕、唐武宗、孙智清三者的关系为例，来论证唐后期帝王、权臣和上清派之间的三角关系。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相互博弈，上清派则在“三角关系”中处于中间位置，随着大势所趋无意识地转向权力更强势的一方。政治格局的变动导致上清派在唐后期发展由全国弘道向重南轻北的趋势发展。同时茅山、天台山等各地宗坛在地方权力的支持下发展，逐渐取代了上清派本身的名声，模糊了派别的边界。
除此之外，楼观道与上清派一样积极参与李唐王朝的合作，但楼观道传承松散，只有岐晖、尹文操少量道士与皇室联系紧密，在政局中昙花一现;相比之下，上清派与政治的关系更加持续，从唐初王远知到唐末杜光庭，在政局中有地位者不在少数。天师道则不同于楼观道和上清派的“上层路线”，更倾向于出世隐居的“民间路线”，凭借着广泛的道士基础与李唐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灵宝派则在斋醮科仪的普及与采纳中参与到国家祭祀层面的政治之中，与上清派理论渗透的倾向有所不同。
上清派在唐代与政权的关系经历了建构、逐渐密切又走向疏离的过程。就上清派本身而言，与李唐政权的密切联系使得上清派得到更多的发展支持，其道派的影响范围扩大至全国，势力壮大。而随着中央政权的削弱和地方藩镇势力的增强，以及北方相对频繁的战乱，使得上清派在南方茅山、衡岳、天台山等地的发展更加稳定;上清派与政治关系的重心和注意力逐渐从中央向地方转移和分散。这一时期的上清派乃至整个道教在组织形式上，以道教经系为核心的道派边界逐渐模糊，以山岳、道观和家族等为核心的道派形式已然兴起并繁盛，道教走向新兴与变革的新阶段。
在理论上，上清派内养炼气的修炼理论得到发展与完善。潘师正“援佛入道”，融合佛教和儒家的理论来阐释内炼养生之道，为上清派理论与李唐王朝政权的调和做出了初步的尝试。吴筠则从个人修炼出发延伸到治国理论，提出“道德天地帝王一也”的思想，奠定了上清派与政治关系的理论发展的基调。唐末杜光庭则将“理身理国”的思想发挥到极致，完成了上清派与政治关系的理论链条的构建。同时，在李唐王朝这一方，以唐玄宗为代表的唐帝王重视道教，提高老子的地位，并且在对《道德真经》的注解中融入其对于上清派思想理论的理解，从统治者的角度阐释了“理身理国”的治国思想。这种理论是以“理身理国”为核心，虚静抱朴以理身，无为止战以理国的兼容道教与政治的理论。在整个唐代的发展过程中，上清派理论在政治语境下不断的丰富和完善，不断适应统治的需要和社会的发展。然而在唐代后期，上清派理论在司马承祯和李含光之后也出现了一定的断层，到杜光庭之间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政治语境下的教理理论流传下来，直到唐末五代的上清派道士杜光庭对唐代“理身理国”理论的最终完善。
在实践上，唐前期，上清派积极参与到政治中去。唐代建国以前，王远知利用老子的谶纬为李氏造就舆论，同时也间接参与到唐太宗的继位中。唐帝王也频繁地征召潘师正和司马承祯入朝论道，甚至参与治国之道的讨论。唐帝王的下敕、封赏不断，潘师正和司马承祯也有回表、状，入朝与皇帝论道授箓的活动，受到唐帝王的尊崇，一度掌握了国家祭祀的话语权。吴筠则积极入世，与唐代的官员士大夫群体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和频繁地互动。以李含光与唐玄宗为个案研究，上清宗师李含光奉唐玄宗命复兴茅山宗，与唐玄宗的敕书等互动也非常频繁，将上清派与李唐王朝的合作同盟关系推向成熟。另外，上清派与唐代官员群体的互动也非常密切，不仅有拜访道观、以诗文相赠的互动交流，也有为上清高道宗师撰写传记碑铭者，以表达向往神交的慕道之情。
唐后期，上清派与李唐王朝的关系逐渐疏离，而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升温。在司马承祯和李含光之后，不论是茅山宗还是天台山和南岳衡山的传嗣道士，都逐渐衰落，与李唐王朝的交往也逐渐减少。一方面上清派在理论探索上的断层，唐后期混乱的政局导致上清道士对政治参与的疏淡，使得上清派在李唐政权中逐渐被冷落。另一方面，由于唐后期李唐王室逐渐失去对政治权力的绝对控制权，上清派的“理身理国”思想对于他们来说已经缺乏吸引力，反而是服食丹药、求仙问道之术更能吸引他们。这就与上清派本身的修炼理论产生了分歧，双方的关系由此走向疏离。相反，由于唐后期地方藩镇节度使的权力逐渐加强，同时这些节度使大部分也是中央权臣，上清派与政治的关系便无意识地由李唐王室向地方权力转移。尤其是茅山、天台山与其所在的浙江两道，以及衡岳与其所在的江南西道，都加强了与地方官员的联系，并积极参与到地方政务中去。以李德裕、唐武宗、孙智清三者的关系为例，来论证唐后期帝王、权臣和上清派之间的三角关系。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相互博弈，上清派则在“三角关系”中处于中间位置，随着大势所趋无意识地转向权力更强势的一方。政治格局的变动导致上清派在唐后期发展由全国弘道向重南轻北的趋势发展。同时茅山、天台山等各地宗坛在地方权力的支持下发展，逐渐取代了上清派本身的名声，模糊了派别的边界。
除此之外，楼观道与上清派一样积极参与李唐王朝的合作，但楼观道传承松散，只有岐晖、尹文操少量道士与皇室联系紧密，在政局中昙花一现;相比之下，上清派与政治的关系更加持续，从唐初王远知到唐末杜光庭，在政局中有地位者不在少数。天师道则不同于楼观道和上清派的“上层路线”，更倾向于出世隐居的“民间路线”，凭借着广泛的道士基础与李唐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灵宝派则在斋醮科仪的普及与采纳中参与到国家祭祀层面的政治之中，与上清派理论渗透的倾向有所不同。
上清派在唐代与政权的关系经历了建构、逐渐密切又走向疏离的过程。就上清派本身而言，与李唐政权的密切联系使得上清派得到更多的发展支持，其道派的影响范围扩大至全国，势力壮大。而随着中央政权的削弱和地方藩镇势力的增强，以及北方相对频繁的战乱，使得上清派在南方茅山、衡岳、天台山等地的发展更加稳定;上清派与政治关系的重心和注意力逐渐从中央向地方转移和分散。这一时期的上清派乃至整个道教在组织形式上，以道教经系为核心的道派边界逐渐模糊，以山岳、道观和家族等为核心的道派形式已然兴起并繁盛，道教走向新兴与变革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