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运输作为一种交通方式,对于海洋国家战略与国际关系的演变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国际政治权力和影响力的来源之一,其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贸易支撑性与安全保障性两个方面。现代海权论鼻祖马汉指出,构成海权的三大基本要素分别为生产、海运和殖民地,而海上贸易的繁荣和海军的强盛都依赖于海运事业的发展。历史经验表明,国家制定的海运政策往往反映出本国贸易政策和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而国家力量对海运事务的干预始终是推动国际海运秩序变革的根本动因；反之,国家之间围绕海运问题的利益冲突往往折射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普遍危机,并预示着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即将发生深刻的变革。作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多边机制的组成部分,国际海运秩序同样是在美国霸权力量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并服务于美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目标,而随着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发展中国家遂以联合国贸发会议为平台要求改变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海运秩序；同时,围绕国际海运规则的改革和权力的重新分配也深刻反映出美国与西欧国家之间、经合组织与苏东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政策分歧。有鉴于此,研究战后国际海运秩序的演变与美国海运政策的变迁,一方面有助于理解战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内的南北冲突、东西冲突和西方国家的内部冲突及其昭示的体系深层危机,从而更好地理解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现状以及不同国家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丰富对美国霸权兴衰趋势的个案分析,思考战后国际体系中的霸权下合作与后霸权合作在海运领域的具体呈现形式及其与国际多边机制其它领域之间的相互比较。本文尝试以历史分析为主、以理论建构为辅的方式,按照编年体形式勾勒出战后国际海运秩序的演变路径以及美国在其中发挥的角色和作用。历史叙述分为两条主线,一是主要海运国家之间围绕国际海运秩序的建设与改革展开的斗争、协商与合作,二是美国国内通过立法和商业惯例形成的海运政策及其产生的对外政策效应。研究视角方面,本文在综合考虑影响海运秩序变革的经济、技术和法律因素的同时,将研究重点放在国际体系的力量中心重建和改革战后海运秩序的政治动因、政治过程和政策效应,以及美国海运政策形成与变革过程中经济与政治因素的互动及其外溢过程中外交与战略层面的考量。理论建构方面,本文充分汲取霸权稳定论、结构性权力论等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尝试利用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一社会互动视角并打破传统的层次分析方法,将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的分析互为补充、有机融合并相互渗透,从而建构一幅国内社会、国家力量与国际体系三位互动的完整图景。按照这一思路,本文首先提出一个前提假设：战后国际海运秩序的形成与演变根本上受制于美国霸权力量的兴衰,美国海运优势的销蚀与海运政策的调整是国际海运秩序趋向不稳定和发生变革的主要根源。在验证这一假设的过程中,本文先后得出几个分论点,同时也是论文主体二到四章的主要观点：(1)美国重建战后国际海运秩序的基础是将国内的海运调控政策减弱到最低限度,认同西欧海运公司主导的班轮公会体系和全球海运市场的私有化原则,在这一过程中,国务院“自由派”官员协调大西洋同盟关系和建立自由多边机制的战略取向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2)美国在联合国贸发会议改革海运规则的问题上之所以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态度,原因在于美国政府长期未能形成统一连贯的国家海运政策,而后者的原因又在于,利益相互冲突的美国托运人集团和承运人集团、班轮公会运营商和独立班轮运营商等海运团体通过各自的诉求渠道和游说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政府整顿海运业和改革海运政策的努力：(3)受制于美国海运部门的保护主义传统和反托拉斯法的影响,美国与欧共体在海运问题上的政策分歧削弱了经合组织国家作为一个集团的谈判力量,为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贸发会议期间推动《班轮守则》的通过创造了契机。通过分析战后初期至80年代中期美国海运政策与国际海运秩序的互动关系,本文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战后国际海运秩序的变革是在美国霸权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美国国内围绕海运事务的权力结构变动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制约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国家与社会围绕海运问题的权力关系组合是美国海运产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利益集团之间经过政治经济斗争形成的结果,并且直接作用于美国海运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而国际体系的制约因素表现为全球范围内国家力量对海运市场的干预以及海运国家既定原则规范与实际政策行为的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