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历史深刻表明,无论是洋务运动的表浅“革器”,还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精英层“革制”,都未能彻底改变旧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迎来了新中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全民性的组织与最广泛的动员。这既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揭示出动员能力的重大意义,更是奠定了我国国民经济动员能力生成的逻辑和历史基础。在国民经济动员领域,经济动员能力是将经济动员潜力转化为国防经济实力的本领,并决定经济动员潜力这个“自在之物”所能转化和发挥的程度。但是,在人类社会“暴力制胜”与“物质崇拜”意识倾向的战争历史中,人们对经济动员潜力的重视远远高于经济动员能力。当前,国家安全形势、经济发展模式、国防军队改革及世界科技与军事革命的最新变化,都要求重视和重构经济动员能力。为此,本研究以新制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以博弈论为基本工具,从集体行动的角度重新解释经济动员的本质,并理清经济动员能力生成的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为拓展与深化对经济动员能力的理解提供新视角,为重构经济动员能力提供理论依据。经济动员的直接作用对象是国民经济各行各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经济动员的服务对象经历了从“国王的战争”到“国家的战争”的发展历史,经济动员的产出则由私人产品、俱乐部产品演变为纯公共产品,由此,国民经济动员本质上是一种参与者范围不断扩大的集体行动,经济动员能力便是一种集体行动能力,经济动员能力生成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否则,将产生严重的经济效率问题。由于引发集体行动困境的诱因复杂多样,尤其在我国经济动员能力生成过程中,还需要特别考虑社会制度、经济条件和人口等影响集体行动成败的主客观因素。经济动员集体行动符合“有条件合作”的基本假设,由经济动员的国家属性出发,建立经济动员能力生成的“领导者-追随者”理论分析框架,其中,“领导者”即担负组织职能的国家政府,“追随者”即广大民众。那么,基于该分析框架,有效实现经济动员能力生成,需要解决好两大问题。一是处理好“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共容利益问题,实现对“领导者”的可置信约束。经济动员历史充分表明,共容利益是释放经济动员能力的基本前提,但当前市场逻辑的逐渐渗透、科学技术在经济动员中地位的上升、经济动员功能的不断拓展,分别从不同层面对传统形式的共容利益带来新的挑战。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诉求的机制和原理,完善产权制度则是应对这些挑战的根本措施。二是进行适当的制度安排,实现对“追随者”的有效激励和约束,如强制措施、选择性激励和基于“小集团理论”的行业动员制度。其中,强制措施是由经济动员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宏观制度能力,能够发挥“领导者”的比较优势,并在宏观层面实现对“追随者”无差别的激励和约束。选择性激励则是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追随者”异质性的微观制度能力,符合激励相容原理,并实现对“追随者”赏罚分明的激励和约束。从行业层面实施动员则能避免大集团集体行动的难度,从中观层面增强经济动员能力的可实现性。博弈论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只有共容利益与适当的制度安排搭配使用,才能更好地克服经济动员集体行动的困境。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动员史及其相关经验表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共容利益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产生了强大的经济动员能力。同时,中国共产党这个坚强“领导者”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也充分验证了“领导者-追随者”模型的适用性。由此,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优化和升级我国经济动员能力生成模式,既需要夯实“领导者”的治理根基,以更好地发挥信念管理和科层治理效能;也需要推动经济动员军民融合发展,以深化“领导者-追随者”的共容利益;还需要发挥信息技术的战略支撑作用,以提升制度安排的实施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