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尤其严峻。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已进入“经济新常态”时期，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飞速发展的阶段，开始呈现停滞甚至下滑态势。为了解决中国经济产能过剩、要素结构不合理、供求结构化失衡等问题，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供给侧”结构化改革，强调供给侧改革，就是要重视生产市场、供给市场，调整投入要素结构，实现产能结构化升级，在资源合理利用的基础上提高技术效率，为真正启动内需、达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充分准备。　　那么，对于产能过剩和要素错配最严重的制造业，如何真正落实“供给侧”改革？政策实施效果取决于制造业技术效率的增长趋势及其制约因素，而去除阻碍制造业技术效率提升的因素便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因此，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重点研究一下问题:如何把握要素配置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做到结构化均衡？要素错配程度是否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强化或者弱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技术效率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是不是会因为严重的要素错配现象而诱发企业以技术创新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生存环境呢？这种作用机制是否随企业所有制类型的不同、所在地区的不同或所在行业的不同发生变化呢？　　围绕这些问题，本论文将探索以往研究中从未深入谈及的要素错配与技术效率的相关关系。我们首先创新性地用包容性强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取代有强假设的C-D生产函数对HK模型加以改进，然后结合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构建一套从静态到动态的理论分析框架，从理论模型的角度分析技术效率和要素错配的相关关系。然后，从不同层面（分地区、分行业）并运用不同方法（SFA模型、DEA-Malmquist模型）对两者进行测度和比较分析，深入了解两者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最后，建立微观数据层面的动态面板模型对制造业要素错配和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在验证和补充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　　通过本文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发现技术效率与要素错配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当一个制造业企业要素错配严重时，它的技术效率会下降。接着，在引入要素错配滞后项的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当期要素错配确实对技术效率存在着负向影响，但滞后项则与当期技术效率呈正相关关系。这不仅印证了我们理论分析框架中的结论，更加弥补了理论框架中未涉及前期要素错配对当期技术效率影响的缺陷，进一步说明了引入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过程必将存在延迟性和动态效应，从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角度，验证了本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取代C-D生产函数对HK模型进行改进的合理性、可靠性和严谨性。另外，在模型中加入所有制作为政策变量，结果显示，技术效率有显著的所有制差异，且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呈下降变化趋势，外资企业和其他企业的技术效率变化趋势则恰恰相反，这表明从2000年起，国有企业就由于制度腐败陈旧、对政府依赖性太强而存在太多潜在的经济发展问题，如产能过剩、要素结构不合理、供求结构化失衡等等，以往也有许多文献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这些问题不断凸显以致于抑制技术效率的提高，这也是政府主要针对国有企业展开“供给侧”改革的原因。　　本文所做的开拓性工作主要体现在:第一，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取代C-D生产函数对HK模型加以改进，然后结合一般均衡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构建了一套从静态到动态的理论分析框架，从理论模型的角度显示了技术效率和要素错配的负相关关系;第二，以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相呼应的逻辑路径得到中国制造业当期要素错配会降低技术效率，而前期要素错配会提高当期制造业技术效率这一动态效应，为“供给侧”结构化改革提供了事实依据;第三，慎重在不断比较中选择模型并在估计后进行模型稳健性检验，以比较分析选择最适合的估计方法达到最准确和可靠的估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