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意识形态中有一个声音是对旧上海的感怀和咏叹。这种怀旧热下产生的文学多以三四十年代十里洋场为背景,呈现了单一化的上海——摩登奢华的上海。在此背景下,90年代王安忆的上海书写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她把被流行意识形态所排斥在外的上海的边远地区、粗砺的劳工世界、芜杂的市井生活等重新规划入上海书写中。本文试图通过解读《长恨歌》及其后的几部长篇小说来把握王安忆所塑造的上海的主体形象,来把握上海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本文引言部分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研究王安忆《长恨歌》及其后的一些作品,二是研究些什么问题,三是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论文正文部分共分三章。第一章,分析王安忆九十年代以来上海书写的代表之作《长恨歌》。《长恨歌》以布尔乔亚女性王琦瑶为上海的代言人,所代言的上海是:辉煌的外表里面有着实惠的日常生活。文中呈现了几种不同的日常生活形式,布尔乔亚式的:精致、讲究、有趣味;与之相对,无产阶级的日常生活是粗陋而无趣的;邬桥的生活则是极其朴素简单的。在王安忆看来,能够代表上海的是淮海路上布尔乔亚式的日常生活。第二章,讨论《富萍》的开拓性意义。在《富萍》这篇小说中,王安忆重新认识了上海。她选用了一个普通的社会底层富萍为线索,串起了上海三个不同的日常生活世界:淮海路、棚户区、梅家桥。《富萍》中,无产阶级生活方式开始呈现出美好、健康的一面。同时,淮海路上日常生活中繁琐、晦暗的一面在小说中也有所体现。富萍最终扎根在了梅家桥,这样的情节安排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王安忆此时的价值倾向:单纯、朴素、健康的日常生活样式才能代表上海。第三章,从一个全新的上海主体形象——郁晓秋入手,把握王安忆对上海的全新理解。郁晓秋生长在缺乏温暖的家庭环境中,饱受市井流言、误解、诱惑,但她克服了这些障碍最终纯净、健康地成长。可以说,《桃之夭夭》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上海:它虽然有一个“传奇”的开端,却最终归于平常。本文的整体设想是,通过分析自《长恨歌》起王安忆的一系列书写上海日常生活的小说存在着的内在的连续与变化,来把握从批判性的写一个上海代言人到建立一个代表上海的理想主体这么一个过程,体会王安忆对上海精神及对上海生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