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巨大增长潜力达到有效释放,整体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然而,持续累积的结构问题和体制问题也埋下了诸多隐患,造成了近年来经济运行效率的持续下滑,从而影响到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需求低迷冲击加剧了我国长期累积的结构和体制问题集中爆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持续下滑,经济整体减速增长已不可避免,而欠发达地区增长严重下行更成为整体经济的切肤之痛。体制机制问题和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成为当下我国经济改革关注的重点,而这两大制度结构安排也是经济理论中决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因此,系统研究我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演变及影响机理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结合基础理论和文献研究现状,本文对我国区域TFP演变特征、收敛特征和相关因素影响机理进行了系统研究。首先,测算分析我国整体TFP和区域TFP演变特征;其次,检验我国区域TFP收敛特征和动态演进趋势;再次,检验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发展政策对TFP的影响及其省区差异;最后,分析区域发展政策实施中的收入增长与效率损失问题,并提出实现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调整路径。第一,90年代以来我国整体经济静态技术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由于区域差异使然历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要素结构性冗余,整体TFP演变以2008年为拐点前增后减,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源依然是资本积累推动。具体而言,我国静态经济技术效率在考察期内均处于较低水平,时序内演变特征呈震荡下降趋势,近年来有进一步恶化倾向,市场机制不完善和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导致的要素配置结构扭曲是整体经济技术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由于区域经济结构失衡等原因,我国整体生产过程存在资本和劳动的结构性冗余问题,要素整体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不高,而且近年来的单要素生产率有进一步恶化趋势。我国90年代以来TFP演变呈正增长态势,但是2008年以来持续恶化并表现出连年负增长,时序内的技术进步效应是促进TFP增长的主要力量,而技术效率的持续恶化则进一步压缩了TFP的增长空间。我国劳均产出增长主要来自资本投入推动,TFP增长贡献度相对较低。第二,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效率存在显著区域差异,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大体上自东向西依次递减,四大区域的要素集约化效率在时序内均呈现显著的恶化趋势,大部分省区的经济增长依然主要靠资本要素投入推动。具体而言,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静态效率时序内均呈现缓慢恶化趋势,平均技术效率呈自东向西梯次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区域差异演变大体呈扩大趋势,其中纯技术效率在考察期内的区域差异程度要显著高于规模效率。四大区域的集约化效率在时序内均呈现恶化趋势,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配比失衡问题也较为突出,2003年以前各区域人力资本冗余程度要高于物质资本,2003年之后则伴随区域投资力度加大出现逆转。区域TFP近年来呈扩大趋势,平均TFP自东向西梯次递减,四大区域TFP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推动;时序变动中东部地区持续保持TFP累积增长态势且在2008年增速放缓,其他区域在2008年以后均出现明显的增速下滑。物质资本积累依然是推动我国大多数省区产出增长的第一动力来源,TFP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较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效率恶化导致的产出增长损失显著高于东部地区。第三,我国区域劳均产出和TFP增长存在明显条件收敛迹象,长期内存在多层收敛和多峰收敛特征,物质资本积累和效率改善是促进增长趋同的主要因素,而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则是增长趋异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我国区域劳均产出和TFP不存在绝对收敛趋势,全国范围和四大区域内都存在明显条件收敛迹象。我国劳均产出和TFP增长具有明显的多层收敛和多峰收敛特征,长期内劳均产出向两端集聚,而TFP则向中高水平集聚;核函数估计显示我国省区劳均产出增长差距进一步向两极分化,相对累积TFP水平的分布演进逐渐向两端集聚且高水平上的集聚速度更快,区域差距有持续扩大趋势;马氏估计显示我国劳均产出和TFP的流动性较低,大多数省区趋于维持现状,区域分布变化主要发生在邻近状态之间的相互转移,长期内劳均产出中间水平分布趋于减少、两端分布趋于增加且低水平上的集聚程度最高,而TFP则表现为高水平上显著集聚和低水平上大幅减少。我国区域劳均产出存在条件收敛趋势,其中物质资本积累和效率改善是促进增长趋同的主要因素,而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则是增长趋异的主要因素。第四,我国整体经济结构调整对TFP增长存在显著影响,禀赋结构和产权结构表现为负向作用,而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则表现为正向作用,主要经济结构变量对TFP增长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在省区间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资本密度增速过快导致我国要素使用效率和配置效率出现更大幅度下降,国有工业产值比重对效率恶化的加剧程度大于技术创新效应,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对技术进步具有正向作用但却存在一定程度的配置效率损失,城乡结构变迁对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具有双重积极效应且弹性系数在所有结构变量中最大。从省区差异来看,资本积累速度过快导致的要素配置结构扭曲抑制了大多数省区的TFP增长,仅有少数省区表现促进作用。北京、江苏等13个省区的公有制产权比重具有显著抑制效应,这些省区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公有制产权结构过大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损失;产权结构负效应省区中,以福建、浙江等省区为代表的低水平国有产值比重阵营适当扩大国有经济规模有利于提高整体经济绩效,以吉林、宁夏等为代表的高水平国有产值比重阵营存在私营经济对国有经济体制寄生依赖关系的畸形联动机制。北京、上海等9省区的产业结构表现为正向作用,发达的第三产业及其与工业的较高协调性进一步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消极效应及其检验不显著省区更多受制于工业化落后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的影响,主要以中西部地区省份为代表。城乡结构调整对大多数省区的TFP增长具有显著积极效应,快速城镇化进程实现了二元结构中的要素再配置效应,吉林、福建等7省区的城镇化抑制效应主要表现为非农产业发展缓慢,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相对滞后,城镇经济承载能力不足。第五,我国地区公共投资导致整体TFP增长恶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对大多数省区具有积极效应,贸易开放度正向作用不足省区存在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失衡问题;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效率与平衡冲突,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以充分发挥市场力量是破解之道。具体而言,基础设施投资对TFP增长正负效应各有8个省区,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效率提高的溢出效应显著,负效应省区存在过度投资和收益递减影响。国企公共投资为显著抑制效应的有16个省区,9个省区具有一定正向作用,国企产权结构导致的无效率是大多数省区国企公共投资效率损失的重要原因。财政支出强度表现为正向作用的有15个省区,7个省区为抑制效应,正效应省区主要来自财政支出结构中教育、科技投资溢出效应的积极影响,而负效应省区主要来自财政支出结构失衡和生产性投资寻租加剧的效率恶化。贸易开放度的促进效应为上海、四川等10个省区,北京、浙江以及大多数中西部省区表现为抑制效应,实现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协调适应需要中西部地区注重出口质量,而东部地区注重进口的选择。此外,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收获了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缩小效果,但是却加剧了经济增长效率差距,时序内收入与效率的变异系数呈显著负相关,区域发展政策引致了全国范围和各区域内部资源配置的双重效率损失。根据市场机制在促进经济集聚发展中实现的要素收益均等化趋势,我国下一轮改革重点应加大户籍、土地制度和市场机制的改革力度,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体制机制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