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历史时期的经历与伯尔曼思想的形成息息相关。他在二战中皈依基督教和学者尤金·罗森斯托克-胡塞对他多方面的影响使他与同时代学者的思想截然不同,也是他法律信仰思想形成的关键原因。伯尔曼的法律信仰思想源于他对法律与宗教领域的整合,这一切皆根植于他对自己不同信仰体系(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整合。他批判马克斯·韦伯的思想,否定二元对立,呼吁人们打破意识中的种种界分,而从广义上将对立概念视为历史发展中互相作用的不同向度。他希望改变人们头脑中的意识以应对他眼中的危机,法律信仰就是他努力的直接结果。伯尔曼所说的法律信仰不是信仰法律本身,而是信仰法律之上的价值。当前我国法治建设在某些方面似已陷入僵局,我们应尝试转换角度,先改变人们的意识,通过改变每个个体,进而改变整个社会。伯尔曼法律信仰思想对于我国法制建设中的诸多问题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人们为法律的完善付诸行动,法律在社会生活各方面满足人们不同的价值需求。法律价值的实现给予人们希望,唯有看到希望,人们才会自觉去付出和努力。当两者形成良性互动时,法律就不会僵化,人们将产生正面的法律情感,才会相信法律、依赖法律、以致最终信仰法律。与此同时,人们对自身行为的约束也会经历由法律强制被动到开始自觉主动,这也就是理性自觉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不断发展,最终将形成蕴含法律信仰的特殊法治文化。法律信仰、理性自觉、法治文化三者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想状态,此时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诸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最终实现法治社会和依法治国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