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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中国戏曲的繁盛时期,花部兴盛,地方声腔剧种繁杂,北京尤为突出。本论文从声腔的“名”、“实”关系着手,对清代北京高腔中的“弋腔”、“弋阳腔”、“京腔”、“高腔”分项进行了系统、细致的考证和深入的研究,从名称和艺术特色上论证了它们的特色,证明它们是各自独立的声腔,相互间并不是一种“即”、“又称”的等同关系。第一章《清代北京高腔声腔名实考述》按朝代的先后排列史料,通过对史料的分类,从名称上将“弋阳腔”、“弋腔”、“京腔”、“高腔”区别开来,不仅阐明了各声腔名称的变化情况,而且,声腔名称出现的时间、顺序也一目了然。例如,明代在提及弋阳腔时,不分场合、地域,几乎都称“弋阳腔”。至崇祯时,开始以一个“弋”字相称,或称“弋优”、或称“弋腔”、或称“弋调”,出现了“燕弋腔《红梅》、以燕俗之剧,咿哑啁哳之调”的记载。对“燕俗之剧”展开研讨,发现“燕俗之剧”的京腔与弋阳诸腔具有不同的来源。另外,通过史料比照,发现“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其他京腔、弋腔、西腔、秦腔,音节既异,装束迥殊,无足取焉”这种将“京腔”与“弋阳腔”并列、“京腔”与“弋腔”并称的现象,都证明它们是不同的声腔,首先从名称上将它们区别开了。第二章《清代北京高腔声腔的特色》,是在区别声腔名称的基础上,分别对“弋阳腔”、“弋腔”、“京腔”、“高腔”分项、逐一进行的研究。例如,通过对弋阳腔“错用乡语”的考证,并借助已有音韵学和方言学的研究成果,证明历史上以“错用乡语”的方式走向全国的弋阳腔,曾经历了官语化的过程,以“官语+方言”的方式不断向外传播。官语化并不是弋阳腔特有的现象。由于任何声腔剧种雏形阶段都是地方戏,都是使用方言土语的,当某种戏曲要走出所在的方言区跨越到另一个方言区时,为了让不同方言区的观众听懂戏曲,就必须进行官语化,以适应超方言区的发展前景,成为能流播大江南北的声腔剧种。第三章《京腔——北京的地方声腔》是对京腔的专门研究。为了论证京腔不属于弋阳诸腔的声腔,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对京腔的渊源、形成、艺术特色等进行了论证。例如,在唱声和伴奏形式上,京腔“丝弦咿唔”。具有以弦乐托腔的特点,而且声音低柔,具有不同于弋腔诸腔的声腔特点;“京腔用汤锣不用金锣”,“汤锣”成为京腔的专用锣,在击节用的器具上也与弋阳诸腔不同;京腔的丑角独具特色,《扬州画舫录》称“唯京师科诨皆官话,故丑以京腔为最”,体现了京腔的地方特色,这是弋阳诸腔无法比拟的。清代北京的高腔,并不等同于弋阳诸腔。但是,“高腔”往往特指某种具体的声腔。作为腔系,“高腔”涵盖面比“弋阳诸腔”更大,它是将弋阳诸腔包括在内的一个更大的声腔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