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国戏曲的繁盛时期，花部兴盛，地方声腔剧种繁杂，北京尤为突出。本论文从声腔的“名”、“实”关系着手，对清代北京高腔中的“弋腔”、“弋阳腔”、“京腔”、“高腔”分项进行了系统、细致的考证和深入的研究，从名称和艺术特色上论证了它们的特色，证明它们是各自独立的声腔，相互间并不是一种“即”、“又称”的等同关系。第一章《清代北京高腔声腔名实考述》按朝代的先后排列史料，通过对史料的分类，从名称上将“弋阳腔”、“弋腔”、“京腔”、“高腔”区别开来，不仅阐明了各声腔名称的变化情况，而且，声腔名称出现的时间、顺序也一目了然。例如，明代在提及弋阳腔时，不分场合、地域，几乎都称“弋阳腔”。至崇祯时，开始以一个“弋”字相称，或称“弋优”、或称“弋腔”、或称“弋调”，出现了“燕弋腔《红梅》、以燕俗之剧，咿哑啁哳之调”的记载。对“燕俗之剧”展开研讨，发现“燕俗之剧”的京腔与弋阳诸腔具有不同的来源。另外，通过史料比照，发现“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其他京腔、弋腔、西腔、秦腔，音节既异，装束迥殊，无足取焉”这种将“京腔”与“弋阳腔”并列、“京腔”与“弋腔”并称的现象，都证明它们是不同的声腔，首先从名称上将它们区别开了。第二章《清代北京高腔声腔的特色》，是在区别声腔名称的基础上，分别对“弋阳腔”、“弋腔”、“京腔”、“高腔”分项、逐一进行的研究。例如，通过对弋阳腔“错用乡语”的考证，并借助已有音韵学和方言学的研究成果，证明历史上以“错用乡语”的方式走向全国的弋阳腔，曾经历了官语化的过程，以“官语+方言”的方式不断向外传播。官语化并不是弋阳腔特有的现象。由于任何声腔剧种雏形阶段都是地方戏，都是使用方言土语的，当某种戏曲要走出所在的方言区跨越到另一个方言区时，为了让不同方言区的观众听懂戏曲，就必须进行官语化，以适应超方言区的发展前景，成为能流播大江南北的声腔剧种。第三章《京腔——北京的地方声腔》是对京腔的专门研究。为了论证京腔不属于弋阳诸腔的声腔，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对京腔的渊源、形成、艺术特色等进行了论证。例如，在唱声和伴奏形式上，京腔“丝弦咿唔”。具有以弦乐托腔的特点，而且声音低柔，具有不同于弋腔诸腔的声腔特点；“京腔用汤锣不用金锣”，“汤锣”成为京腔的专用锣，在击节用的器具上也与弋阳诸腔不同；京腔的丑角独具特色，《扬州画舫录》称“唯京师科诨皆官话，故丑以京腔为最”，体现了京腔的地方特色，这是弋阳诸腔无法比拟的。清代北京的高腔，并不等同于弋阳诸腔。但是，“高腔”往往特指某种具体的声腔。作为腔系，“高腔”涵盖面比“弋阳诸腔”更大，它是将弋阳诸腔包括在内的一个更大的声腔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