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易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推动了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化的学术变迁。本文立足于易学作为专门之学的学术特点,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视野,试图揭示胡瑗易学天人之学的时代内涵,并彰显其在汉唐文化向两宋文化转型过程中的思想风貌与精神追求。本论文共有七部分构成。本文的引言部分,首先对胡瑗思想的研究概况进行检讨,进而阐述对胡瑗易学思想研究的原因及意义,说明本文的写作思路与研究方法。目前学者对胡瑗易学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与探索,但也有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目前对胡瑗易学思想的研究著作比较少,很多研究也未能充分立足于汉唐与两宋历史文化转型的大视野,而且,从易学象数义理合一的基本理路来审视胡瑗易学思想的研究与探索也很不充分,学界多强调其义理思想,而忽视其象数内涵,特别是其卦气易学的基本语境。本文拟对胡瑗易学思想进行研究和探索,主要立足于易学作为专门之学的学术特点进行研究,注重从历史文化转型的背景角度探讨,并运用诠释学及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行考察。本文的第一部分,探讨胡瑗所生活的时代和学术背景,说明胡瑗的生平和著述情况。继唐末五代之后,北宋政府采取了众多稳定政权的措施,“抑武佑文”的国家政策使宋初社会的文化环境呈现出诸多有利方面：当政者对文化教育非常重视,科举制度也得到不断改革与完善,文化传播十分便利。宋初社会虽然呈现出众多有利文化发展的新气象,但也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由于中央集权的空前加强,很多社会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社会矛盾逐渐加剧,外来民族的不断侵扰也使北宋的社会状况危机四伏。而这一时期儒学依然面对着与佛教、道教的鼎立局面,但这一时期的学术风气却蕴含着儒学复兴的趋势：接续中唐的古文运动之风、疑传惑经之风、批判佛教及道教之风都推动着儒学的发展。本文的第二部分,着力阐明胡瑗易学诠释之特色。指出,一方面,胡瑗表现了疑经惑传之精神。胡瑗对《周易》文本的校勘与订正,体现了其自身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汉唐墨守章句之儒不同,思想更为解放与自由,同时也表现了其坚定的价值操守与严谨的治学态度,其怀疑与订正建立在其深厚的经学功底之上,与后世浮薄之风有很大区别。另一方面,胡瑗坚持了象数义理合一的易学基本理路。基于这一理路,胡瑗整合了前人的各种象数学说和义理观点,并创造性地进行重建和转化,由此建构了其易学思想体系。《易传》所开创的象数体例,汉代以来的象数学说等成为胡瑗易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恰恰被学界所忽略。本文的第三部分,集中论述胡瑗对卦气易学语境之重建。胡瑗吸纳了孟喜的六十四卦卦气说、《易纬》的八卦卦气说及干宝的乾坤十二爻配十二月的卦气说,有选择的将三者整合为一系统,用“元亨利贞”将八卦卦气说的内涵融合其中。其卦气说蕴含着乾阳消息、坤阴消息的易学内蕴。必须指出的是,元气分化为天地之后,阴阳二气之消息变化成为胡瑗易学言说的基本出发点,在阴阳二气消息变化基础上的物候时序之变迁、万事万物之生化及社会人生之开展成为其关注的基本问题域。在胡瑗看来,六十四卦成为乾阳坤阴、天阳地阴之消息变化的符示者,象征着天地万事万物之变化。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胡瑗易学正是立足于卦气说的大语境而展开的,其他象数体例皆笼罩在此语境之下。而且,后文即将看到,在此卦气易学的大语境下,胡氏赋予了卦气易学新的内涵,更突显出其重建品格。本文的第四部分,阐述胡瑗卦气说语境下对圣道之体的正定。置身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之中的胡瑗,以高度体用观下的价值理性意识之自觉及鲜明的时代问题之关切,明确提出了圣人之道有体有用的学说。正如其弟子刘彝所述,胡瑗认为：“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在“明体达用之学”中,胡瑗所谓“体”指其所重新正定的儒家核心人文价值及基于此的人文伦序角色之应然,仁义道德与礼乐精神都在其中。胡瑗高标仁义道德之价值,力倡礼乐文化之精神,由此在卦气说的语境之下正定了圣道之体。本文的第五部分,论述了胡瑗卦气说语境下圣道之用的思想。胡瑗所谓圣道之“用”是指将圣道之体具体贯彻实施于天下国家之中,展现对个体人生与社会生活的实际效用,以实现平治天下之王道理想。胡瑗最终关注的是圣道之体的落实,即将仁义礼乐的核心人文价值推及天下,故重建天下意识在其思想中异常重要。天下意识不同于世界意识,乃是正大人文价值视域下整体宇宙人生意识的人文落实。在经历了魏晋隋唐等历代王朝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变迁之后,北宋实现天下一统局面,胡瑗在此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重建了天下意识。依胡瑗之见,在圣人之道的落实过程中,如何在天下意识下展现师的角色引领地位又成为问题关键所在。故其注重从上而下的师道思想之开展,既主张人君应该以大德大才之圣贤君子为师,又看重广大民众的教化事业。师道的价值引领作用又具体落实到王道的推行中。胡瑗高举了先秦以来儒家的王道之理想,十分关注王道在现实人生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推行。其看重治理天下国家的礼乐刑政之道对于王道推行的必要性,又寄希望于当政者怀具仁义之道以助于其贯彻施行,更将目光投向广大士人推己及人的兼济天下之精神。这些对王道具体推行的种种见解,反映了胡瑗面对时代与社会问题的不断反思与探索,体现着明体达用精神的具体落实。本文的结语部分,扼要总结了胡瑗易学思想在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易学发展史方面来说,胡瑗易学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看到了经学的基本精神对国家政教的统领作用,有志于恢复经学对国家政教的思想引领地位,故树立了强烈天下意识下的王道理想。但他又清醒地看到了汉代经学的弊端。所以他不同于汉代经学家,他摒弃了灾异、谶纬神学的非理性精神,对汉代不断走向极端的象数易学也进行了扬弃,并试图恢复士阶层价值理性意识之自觉来代替宗教神学之精神。他对汉代象数学说也进行了有选择的取舍,卦气说的重建就是一个重要特征。故胡瑗不仅在象数易学的继承和发展上有所成就,在义理易学的开拓与发展上也功不可没。胡瑗的易学诠释原则与方法对包括程颐在内的后世易学家深有影响。在易学主旨、解易体例以及具体文辞解释上,程颐多继承胡瑗而来。然而胡瑗对天下意识下治平面的突显不再是程颐关注的焦点,程颐转而集中精力朝个体内圣层面发展。从经学到理学的文化转型角度来说,胡瑗思想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首先,胡瑗明体达用之精神影响深远,后世理学家普遍秉持明体达用之精神,将胡瑗的思想推向前进,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次,胡瑗的天道性命观推动了心性本体论的发展。再次,胡瑗的思想倾向促进了经学子学化的进程。最后,胡瑗的天下关切意识蕴涵着对个体价值生命的不断追寻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