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经济面临产能过剩、需求外溢的结构性矛盾下,国有企业作为运营国有资本的重要载体,增强其价值创造能力必然是促进我国经济繁荣的关键。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出台多种政策使国有企业逐渐焕发新生;我国整体经济也逐步呈现向好态势,但在经济发展光明前景下,钢铁、化工等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仍呈现亏损态势。如何提升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的资本运作与价值创造力饱受社会各方关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以下简称“国资预算”)制度是国家监管国有资本配置和国企投资经营活动的关键政策之一。自2007年开始中央试行该预算制度以来,我国已历经近10年的经验探索与制度完善:2010年、2012年与2014年三次扩大了预算实施范围并提高了收缴比例;2014年,从法律层面上将其纳入全口径国家预算体系;2016年新修改的预算管理办法的发布又为其有效运行提供了新框架;2017年3月1日,我国对中央国资预算支出提出了管理新要求,再次强调该预算制度地位之重要性。10月26日,我国又修订了中央国资预算编报办法,明确将预算支出绩效考核作为公开披露信息,进一步加强了对国有资本运营的监管。另外,我国地方国资预算制度也已在各省市广泛铺开。时至今日,关于该制度实施效果的研究成果初具规模,但各方观点却不尽相同。其中一方观点是,国资预算制度落实了国有资本所有者的监管权力,起到了抑制非效率投资与促进国有企业业绩的效果;另一方观点则认为,在国资预算制度实施不深入、相关机制不健全等现状下,其效果存在局限。借鉴前人经验,本文选用2003-2016年沪深A股纳入中央国资预算的央企实际控制的上市公司为经验样本,采用了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中央企业价值创造角度探究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实施和与之配套的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的实施效果。并由于国企管理层是国企内部资金运作的决策者,其是否有效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是否积极提升资本运营效率都将影响该预算的实施效果。因此,本文认为管理层激励与该预算制度有效运行间可能存在一定关联,并对二者关系进行探寻。最后,本文根据上述实证所得结论,对国资预算制度的完善与国企治理等方面提出合理建议。本文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导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并提出研究内容及方法,阐述本研究可能存在的创新与不足之处,并且设计出研究思路框架图。第二部分,文献综述。梳理国内外与国资预算制度、管理层激励以及企业价值创造相关的研究成果,并通过文献评述提出本文的研究观点。第三部分,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及假设提出。首先本文对研究涉及的主要概念进行了界定,包括国资预算制度、管理层激励与企业价值创造。其次,通过分析出资者财务理论、委托代理理论、预算管理理论、股利政策理论与自由现金流理论等研究假说,结合理论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第四部分,研究设计。本文采用2003-2016年纳入中央国资预算范围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建立相关检验模型。第五部分,实证结果与分析。先是对实证研究中所涉及变量的统计特征予以描述并分析相互间相关程度;其次,实证分析了中央国资预算制度和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对央企价值创造的影响,并探究了管理层激励对预算制度效果的调节效应。最后,本文采用两种不同方法验证实证结论。第六部分,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根据实证结果归纳出本文主要结论,并提出与之相关联的政策建议。本文归纳的研究结论如下:(1)国资预算制度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中央企业价值创造,但现阶段的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对其未呈现积极作用,甚至呈现出负向作用;(2)货币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的管理层激励形式均与中央企业价值创造呈正向关系;(3)货币薪酬激励机制显著促进了国资预算制度实施(和收益收取比例)与中央企业价值创造正向关系的呈现,股权激励形式的促进关系不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应(1)进一步扩大国资预算范围,全面落实监管职责;(2)提高收益收取比例,扩大强制收取范围;(3)根据国有企业功能界定的不同,分类制定国资收益收取比例;(4)完善国有企业管理层激励机制,实现与国资预算制度相协调等政策建议,以期为进一步完善落实国资预算制度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另外,本文探索性地将管理层激励机制纳入国资预算制度对央企价值创造影响效果的研究范围内,是本文的一个创新之处。但由于国资预算制度具有中央与地方并行、多组织部门协调统一、国有资本收入与支出平衡的特点,全面完备地考察该制度整体的实施效果之能力不所及,因此本文仅选中央国资预算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同时仅将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这一个制度组成部分进行进一步分析,由此可能产生一定的数据差异,这是本文的局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