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纠纷产生于婚姻和家庭关系,其进入司法程序后以家事法律作为调整的依据。然而家事纠纷的审判工作一直有难以说理甚至无道理可言的情况,这实质上是家事纠纷的逻辑论证问题。如何对家事纠纷做更恰当的法律实践论证,需要从家事纠纷的特征出发进行研究。与其他民事法律纠纷相比,家事纠纷具有的突出特征包括隐私性、情感性、个别性、道德性、习俗性和社会性等。一般民事法律的说理论证方法并不能良好的处理具有这些特征的纠纷。为给法官在处理家事纠纷提供一个思维进路,本文将借鉴修辞学方法让法官基于其论证产生合理可接受的结论。修辞学方法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拥有多种多样的理论,但是这些理论都有其优势和缺陷,在应用时综合借鉴,更有利于实践中发挥作用。修辞学理论众多,各有所长,在将其运用到家事纠纷的过程中,应该注重本土化,和合理化,不能照搬照抄,所以本文尝试将借鉴的修辞学理论用来构建家事纠纷的思维进路,形成一套符合本土情况的家事纠纷处理思维办法。修辞学涉及了对当事人的表达权、情感情绪以及对道德的论证的思维构建方法,这些理论都可以给家事纠纷的司法解决提供思维上的启发。剖析家事纠纷中难以运用形式逻辑进行推理的根本原因,是家事纠纷源于复杂的人伦关系,其中包含了人们的情感、隐私以及社会道德等因素,这些因素都是具有或然性的,因此认为家事纠纷是最“不讲理”的纠纷。然而法官依旧有责任要从法律的角度维护家庭婚姻关系的稳定,为此,本文探讨尝试通过亚里士多的修辞学对于演说者和情感的理论,以及佩雷尔曼的共识理论、哈贝马斯的话语理论等修辞学理论,提出针对家事纠纷自身特点的论证体系,希望为应对具有多变特征的家事纠纷提供一种思维方法。本文的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对家事纠纷的定义和特征进行讨论,探索家事纠纷难以说理的原因。“家事纠纷”本身并没有准确的定义,因此要从家事纠纷的起源和其他条件进行探讨。家事纠纷源于婚姻家庭关系,家事纠纷的司法处理依据是家事法律。所以家事纠纷是家事法律调整下的婚姻家庭关系所产生的民事法律纠纷,它具有几个重要特征:隐私性、情感性、个体性、道德性、习惯性和社会性。这些突出特征给家事纠纷处理带来了困难。第二部分是分析家事纠纷解决的困境,并指出家事纠纷解决需要依靠说理。家事纠纷解决的困境最根本在于法律思维与家事思维的冲突。人们对家事纠纷处理的要求不止于法律的消极审判,还期待法官对家庭事务做出价值评判,所以法官在处理家事纠纷时的理念必须要转变,建构一种在家庭场域下应用的审判思维,家庭场域下法官要处理好民事法律理念与家庭的关系。司法三段论的推理模式在家事纠纷运用实践上也存在矛盾,如何将家事纠纷中的事实予以恰当的法律上的评价以得出具有合理可接受性的结论是难点。此外,还有许多因素在家事纠纷中可能都需要予以考量,这种考量都包含了价值评价,从整体上来说具有不确定性,如何在说理时将这些不确定因素找到确定的共性,亦是难点。建立家事审判思维需要依靠说理的方法来实现,通过说理将法官的思路展现出来,让人们可以接受判决的结论,实现合理可接受性。第三部分主要对修辞学方法的说理特征和功能进行了阐述,并论述家事纠纷解决需要运用修辞学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修辞学从古典修辞学中发展而来,修辞学方法是一种论证方法的总称,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学是演说者说服听众的一种技艺,在修辞学复兴之后,图尔敏的论证图式、佩雷尔曼的“听众理论”、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以及多种论证模型的构建,为修辞学方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这些理论都具有一定的相似的功能,即其论证都是具有“或然性”的,关注说理的人本身的条件,对情感等特殊场域都予以考量,都要求论证要达到合理性和说服性,并为此提出一定的论证条件。而这些功能正好与家事纠纷处理所面临的困境相对应。第四部分则对家事纠纷处理的修辞学方法运用进行尝试,从法官的主体角度,要发挥好法官的“身份”效果,其内心状态也需要调整。从论证的渊源角度,家事纠纷的审理要以法律为落脚点,同时对当事人的情感、习惯、道德等因素纳入考量。在论证方式上,则应该设定一定的原则和说理模式,用以减少因审理依据范围扩大而扩大的法官的任意性,同时提供了一种思维上的方向,帮助法官开展家事审理司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