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La Porta等(1999)的研究为标志,集中股权结构的观点开始逐渐流行,并对传统的分散股权结构观点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公司治理研究的重心从关注股东与经理的利益冲突转向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近年来,上市公司控制性股东的两种行为——掏空和支持,正成为公司治理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以Friedman(2003)的多期动态模型为基础,引入实际控制人控制权比例、投资收益率和其它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三个变量对该模型进行扩展,试图解释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掏空”与“支持”的内在决策机制,分析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实施“掏空”和“支持”的原因以及时机问题；随后将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同时还加入了模型中没有提到的其它相关变量,对扩展模型的结论进行检验的同时也对加入的相关变量进行了检验,并比较探讨影响“掏空”与“支持”行为的因素是否相同,以及这些因素对两者的影响是否一致；最后得到了与模型结论基本一致的结果,并发现了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当投资者保护机制缺失时,由于实际控制人为实现其控制权私人收益,其通常会转移上市公司资源和利润,但为了维持其长期的控制权收益,基于避亏或保配动机,实际控制人会向上市公司输送利益,而当上市公司濒临破产、丧失再融资资格时,实际控制人又会加大掏空力度,掠夺上市公司资源。无论实际控制人选择掏空还是支持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上市公司时,掏空和支的持程度都与上市公司投资收益率负相关；实际控制人掏空程度与其所有权比例以及上市公司的负债率显著负相关;可见一些影响因素对实际控制人的掏空和支持行为的影响并不一致；实际控制人掏空程度与上市公司的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独立董事比例没有显著的关系,说明在我国的民营上市公司中,股权制衡作用没有体现出来,且独立董事制度还不够健全,独立董事难以有效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