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晚清洋务事业的深入开展，与洋商的交往中，西方私法规则也逐渐进入国人视野。铁路建设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洋务运动的延续，关系到国家主权和利权的铁路融资问题与政治、外交问题交织在一起，为我们考察西方私法规则在近代中国的应用及其作用提供了有益视角。本文以铁路对外借款为切入点，将国际约章与国内立法相结合审视晚清政策、法律及其关系问题，将对晚清条约、立法及相关机构设置等制度的静态分析与对合同订立、履行、解除等动态的考察相结合，从国家法与国际法的角度探究涉外借贷关系，从合同拘束力角度探究借款主体之间的契约责任，以及在此基础上，考察晚清利用私法规则维护主权、利权的努力及其效果，探讨中国早期涉外融资中的规则认知与应用，考察法律与政治、外交的关系等问题。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力图从历史实践中梳理某些关涉规范性的命题。晚清大量的文集、档案等材料为我们研究晚清铁路借款交涉及其相关问题提供了当事人视角与一手资料，通过资料的梳理，为我们呈现出一个较为真实的历史场景。由于铁路借款问题牵涉问题较多、范围较广，本文主要通过对部分最重要的文件、言论、著述，从对历史作较为简单的分析和解释中梳理规范性命题。本文引言引出问题并对问题的意义、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及材料等问题作出分析之后，从以下五个方面对相关问题作出论述：第一章为晚清外资政策的确立与铁路外债政策的发展，主要从外国资本的流入与外国资本对铁路事业的早期关注、实业救国与晚清外资政策的形成以及实业外资政策下的铁路外债政策及其发展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随着晚清倡办实业经济政策的确立，国内资金匮乏的问题也成为贯彻实业政策的瓶颈，政府及社会各界在强调保护国家利权的同时又不得不寻求与外国资本的合作。铁路对外借款，具有中国政府、企业主动引进的特征，虽然其中有些外债附有苛刻条件而具有明显的侵略性质，但总的来说，中方具有一定的选择自由，在此基础之上，晚清铁路利用并限制外国资本的政策逐步确立。第二章为对晚清铁路借款的法律规范体系与内容的分析，主要从调整铁路涉外借贷关系的国际法与国内法规范体系、晚清铁路外资立法中的政策导向以及对以担保条款为中心的合同主要条款的分析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条约问题，是晚清在与洋人铁路借款交涉中尽量回避的问题，清政府更倾向于以其他文件确认铁路借款问题上的权利与义务。在已成国际约章所定义务之外，晚清政府尽量较好的利用国内立法，贯彻其外资政策。在立法中，清政府不是简单地将条约义务法律化，而是进一步贯彻其限制外资的政策。同样，铁路借款合同的签订、履行等过程中，清政府则以筹款自办为主的铁路融资政策为指导，抵制洋商，保护利权，力求铁路借款中的主动地位。同时，借款问题一直与路权丧失的担忧与现实相联系，通过对担保条款中的担保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资金使用监督权与企业控制权等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路权的丧失使人们对借用洋款修路存在普遍的不满，另一方面，国内资金的匮乏、腐败的滋生又迫使人们不得不接受借款，惟有通过担保方式的选择以求减轻外国控制、降低损失，虽然效果并不那么明显。第三章为晚清官办铁路对涉外借贷法律规则的践行与背离，主要从清政府的铁路涉外借款启动程序、借款合同的缔结、合同履行障碍与违约救济、合同之债中的外交因素四个方面进行论述。最初人们对于现代商业投资与借贷及其运行方式并无十分的理解，但随着借款交涉的增多，晚清官僚对合同的签订、履行、双方权利义务的分配以及合同效力等问题，认识越来越清晰，所订合同也于己越来越有利。一方面，弱国外交格局下，晚清政府试图将铁路借款问题定位在商务问题上，交由企业兴办、筹款；另一方面，铁路借款所关联的超经济利益，又使清政府试图通过商务手段实现外交与经济政策。同时，外国政府在借款筹议、合同磋商与缔结以及合同履行与解除等环节，以各种理由予以干涉，清政府虽对此予以抵制，但效果并不具有确定性。第四章从公司章程与实践出发考察商办铁路公司对借款的抵制及其效果，主要从商办铁路公司的抵制外国资本初衷以及在抵制借款中的努力及其效果等方面进行论述。各地兴起的拒借外债风潮中，商办铁路公司承担起抵借外债的使命。通过梳理可以看出，借款合同已经确立的铁路一般并不在抵制之列，人们更多针对的是如粤汉铁路、沪杭甬铁路、湖广铁路等正式借款合同尚未签定的铁路。可以说，这种拒债过程至少在形式上是理性的，是指向契约行为的活动，但积重难返的官商矛盾，使官商之间在互相指责、限制的同时，或于筑路工程拖延无期，或转而求助外资修路。晚清绅商及其所办企业的利润需求决定了其与列强间的紧张关系只能是“概然性或是相对性的”，并且，当收回利权运动获得势力与权力后，士绅与地方官们则又以之作为巩固自身力量以及在地方与中央关于政治、经济控制权争斗中获取有利地位的手段。因此，铁路的收回带来的是更多的争论与派系斗争。因公司管理的混乱与效率低下以及由此而来的公众支援渐少，国家再次介入便成为必然，并最终促成了干路国有、大借外债政策的实施。第五章从国内法与国际法两方面来分析铁路涉外借款对晚清法律及时人观念的影响，主要从借款和拒债对国内私权观念与立宪运动的影响及借款交涉中人们对私法规则与主权交涉的认知等方面进行论述。晚清主要的铁路借款交涉以及随后兴起的收回利权、拒借外债运动和铁路国有、大举借债政策，是在清末新政背景下展开，期间，绅商各阶层援引所颁新法，主张自身权利的正当性以及政府保护权利之责，并最终以监督财政等改革要求为纽带，将借款与拒债问题同立宪结合起来，推动了速开国会、团体自治等晚清立宪的实施。在对外交涉上，通过借款交涉的经验积累，人们不断以国际公法、私法规则为据，要求西方列强信守条约、尊重中国主权，这虽不能完全奏效，却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抵制侵略的作用。最后的结论部分，在回顾全文的基础上，从外交与商务问题、晚清外债政策的贯彻与外债立法的工具性指向以及透视时人的法律观与法律素养等方面，对铁路对外借款法律问题作进一步的梳理和论述。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无论立法或是实践，都是围绕着政策展开，都是实现政策的途径、方法或手段，立法只是服务实践进而实现政策目标的工具，甚至在某些方面，只是搪塞洋人的摆设罢了。清政府在合同签订活动中也往往表现出某种临时应对的倾向，甚至因人废约、因人废言，而政策的不稳定性也导致了清政府外交与内政中的两难。同时，晚清立法具有一定的针对性，有关借款的限制性立法最终不过是政府控制商办铁路公司进而掌控局势的工具而已。在列强环伺的环境中，晚清铁路筹款、建设问题往往由商务范畴而兼入“交涉”范畴，中国铁路权益也因外国政府的干预而大量丧失，为此，清政府与社会各界曾力图将铁路借款问题置于主权问题下的商务活动范畴中，但效果并不具有确定性。在借款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拒债运动中，私权利的观念、宪政的理想等得到传播，时人对于国际法、西方法的认知，也为中国走向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奠定了观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