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主要移植大陆法系的“六法”体系，从制度上冲击了传统中国以礼治秩序为基础的“差序格局”，构筑了以“平等”、“权利”与“自由”等为价值取向的法治秩序。“传统法律的让位并不等于传统社会的让位”，法律制度的创建，并不意味司法实践的可行。本文基于民国后期广东新会地方法院刑事档案的考察，试图从政治学与法学共同关注的交叉领域入手，选取“平等告奸，“人身自由”与“名誉权”三种处于国家和社会不同场域中的权利诉讼案件为分析对象，采用话语分析、案例研究与文化解释等方法，对诉讼状本、庭审话语及司法判决书进行深度描述，考察这三种来自于西方的权利观念在诉讼中如何被言说的，并分析各自的话语特征与文化意义;探究权利诉讼的过程中及其背后所涉及的多面向冲突、竞争与博弈;评估各种权利诉讼实现的程度;判断司法官的裁判所依据的价值标准。文章拟按以下思路，分别展开讨论:　　第一章，新会的司法政治场域。本章以1939年新会会城的沦陷为分水线，再现战争与自然灾害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描绘新会侨乡的形成以及新会发达的报业文化这两大特色;考察新会政府机构、地方乡、保的设置及新会地方法院的设立与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的构成。　　第二章，男女平等:女性“告奸”之诉的言说实践。男女配偶平等“告奸”，涉及“社会”领域中的家庭关系，本章以新会女性告奸的案件为切入点，从女性告奸与男性的支配权力、法律程序的力量、司法官的权力、司法监督的力量、男性的权力技术等五个方面，透视了女性平等“告奸”言说实践中的各种抗争情形，梳理了法律话语与情感(道德)话语在诉状、侦审与裁判过程中的变化，解读了女性告奸之诉的文化特征，分析了新会女性平等告奸的惨烈结局，以及与妇女运动的理想及国家法律制度的预设之间的差距。　　第三章，人身自由:官员私行拘禁之诉的言说实践。“人身自由”主要受到“国家”领域中公权力滥用的威胁，根据私行拘禁与“公务”关联案件的反映，县长、乡长与保长常以“戡乱政治”、“县长面谕”以及“乡保例规”为其私行拘禁普通民众进行开脱，普通民众则利用人身自由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法律依据与之抗争，它们直接涉及宪法至上还是特别法至上、法律至上还是权力至上以及基层自治机构议案与国家法律的冲突等问题，诉讼中呈现的法律话语与政治话语正是这些问题的载体，本章围绕该“载体”重点解析，进而分析人身自由保护实现的程度及其成因。　　第四章，名誉权利:诽谤之诉的言说实践。“名誉权”的侵害，很大程度上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间”领域——报纸传媒的产生以及言论自由权的宪法保障有关，言论自由权与名誉权之间容易发生冲突。本章以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与公权力之间发生冲突的诽谤案件为中心，从“官员私德”、“官员自卫”以及“告白控官”三方面，分析基层政府官员与传媒或与民众之间，存在着名誉权与言论自由权、言论自由权与官员权力、法律职业者与非法律专业的官员之间的冲突或博弈，定位“报纸”与“律师”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凸显法律话语之间的竞合，厘清法律话语与政治话语之间的竞争。　　民国的权利诉讼，从表层看，表现为“法律话语”与“情感(道德)话语”、“法律话语”与“政治话语”以及“法律话语”相互之间的竞争;从深层看，体现为法治意识与礼治意识之间的竞争，权利与各种权力之间或权力的文化网络之间、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冲突与抗争。三种权利诉讼抗争的结果，不同程度冲击了传统权力秩序与观念，彰显了法律制度的先行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社会变迁对民国诉讼话语转向法律话语的影响。显示出法治时代的“国民”与传统“礼治”时代的“臣民”主体资格的区别，初步实现了从“臣民”到“国民”的转型。其过程与结果尚不尽如人意，宪政制度缺陷依然多多，但毕竟已经出发，踏上宪政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