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师范教育历史已受到学界关注，但各区域、各层次师范教育的深入研究仍明显不足，以致人们已难确知清季师范教育制度与政策在各省区的具体落实情况与丰富内涵。本文选择在清季发展较快且很有特色的四川师范教育作个案实证研究，力图通过区域史实重建，增进人们对清季师范教育政策在省区的落实情况、师范教育兴起的动态过程以及地方官绅所发挥的能动作用的认识与了解，冀有助于近代师范教育史研究的加深，并对当今师范教育改革提供一点历史借鉴材料。　　 清季四川师范教育的兴起发展与官方的倡导推动密切相关，四川官绅倡导师范教育的言论虽然出现较晚，但优先发展师范教育的认识、舆论与政策氛围却形成较早，办学形式亦呈多元化趋向，至辛亥革命前夕已形成以成都、重庆、泸州为主干的多层次多类型的师范教育体系，并居于全国前列。本文以四川总督更替为线索，将清季四川师范教育发展历史分为奎俊岑春煊时期的萌芽(1901-1902)、锡良时期的全面兴起(1903-1906)、赵尔丰赵尔巽时期的提高扩展(1907-1911)三个阶段以及留日师范、简易师范、师范学堂、特别师范四种类型加以讨论。　　 留日速成师范在四川开始较早，学生出国时间集中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官费生为主，经费来源于书院、学堂和科举经费，课程以西学、教育原理及教学管理为主，学生接受的新学知识虽然有限，但他们却在回国时积极为四川引进日本教习教材以及民主革命思想，回国后又积极参与襄办师范教育、主持地方学务，在推动四川教育发展以及四川社会变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传习和简易师范是清季四川师范教育发展的先声和主要形式，因新学师资缺乏及创办相对简单易行，四川官绅对之特别提倡。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季通省蒙养师范创办之后，四川各地启蒙师范讲习所、师范传习所、中小学堂附设简易师范相继设立；在留日速成师范生归来后，省城和各府厅县普遍开办师范讲习所；嗣后，又在各地开办单级教法传习所、临时小学教员养成所。在兴办过程中，官方扮演了规划、考核的重要角色，承担了提供办学场所、筹措经费的任务，地方士绅及各类师范毕业生则负责遴选教员、招考学生、设置课程、教授学科等管教事务。尽管存在学制短、质量低等局限，但它毕竟为四川新式学堂培养了大批教师，也为废科举后吸纳与转化士子童生为学堂教师提供了一种渠道。　　 师范学堂是清季四川师范教育的正规办学机构，包括优级师范学堂、初级师范学堂两类，先后共计设立35所。四川最早设立的师范学堂，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川南经纬学堂改办的川南师范学堂。在光绪三十至三十三年锡良任四川总督期间，四川高等学堂附设师范馆、通省师范学堂、四川优级师范选科学堂相继开办，同堂并设优级、初级、简易部，实为两级师范；各府州县官公立初级师范学堂亦陆续设立，多系一年制简易师范。在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赵尔丰赵尔巽任内，各地相继设立的官公立初级师范学堂主要为二年制简易师范和五年制完全师范，办学层次与质量水平有所提高。清季四川师范学堂大多由府州县贡院、试院、书院等改设，监督、职员主要由赴日本考察学务的官绅或留日师范生担任，教员则中西学兼聘，士子童生是主要招考对象，经费由省府州县筹集且普遍不足，课程设置中西学并重，学生更倾心于新知或西学，以致民主思想与革命组织在师范学堂中潜滋暗长，不少学生走上反清革命道路。　　 特别师范包括女子师范、职业与专科师范、边疆民族师范三类。清季四川女子师范开办较晚，几乎与女学堂同时出现，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办的泸州官立女子师范学堂是四川最早的官立女子师范学堂，至辛亥革命前夕先后开办了女子师范学堂19处、女学堂附设师范8处、保姆讲习所3处、女工师范传习所5处，基本形成了女子普通、幼稚、职业师范教育体系，为女子走向社会谋生提供了学识与技能训练的场所。四川职业与专科师范提倡较早而开办较晚，职业师范仅设有省城蚕桑师范传习所、农工商实业教员养成所以及川东实业讲习所3处，专科师范仅设有省城、重庆官公立体育学堂3处及合川音乐专修女学堂1处。清季川边民族师范，主要由成都的四川藏文学堂、巴安关外学务局主办的师范传习所以及打箭炉的藏语专修学堂组成，其中师范传习所是民族师资培养的主要机构，对西康地区的教育发展、改土归流以及后来西康建省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总体而言，清季四川师范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与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改革及普及国民教育对新学师资的需求密不可分，是清季新政改革的区域成果之一。其兴起与发展，经历了自上而下的官绅策划与自下而上的社会运作以及各层次各类型师范渐次发展、多头并进、此消彼长、螺旋上升的动态发展过程，是官方大力提倡推动、士绅主动积极参与的结果，也受到日本的明显影响，且以短期速成与简易师范为主要形式，具有新旧杂糅的时代特征；既为近代四川教育发展、人才培养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也因经费、师资和教材的不足，教育质量不高难以避免，并给近代四川教育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