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经济增长进程的经验规律,有两个重要的典型事实：一个是经济总量的平衡增长；另一个则表现为增长过程中显著的产业结构变化。前者被概括为“卡尔多事实”,表现为人均产出、资本收益率、资本产出比以及物质资本和劳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长期大致保持稳定。后者则被概括为“库兹涅茨事实”,表现为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在不同行业间的分配发生变化,同时消费者对不同产业产品的消费支出份额也会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发生变化。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平衡增长路径BGP (Balanced Growth Path)的存在与“卡尔多事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增长过程中揭示产业结构变化的“库兹涅茨事实”则为发展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之一对于实际的经济发展经验而言,总量平衡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却存在增长的问题归增长,发展的问题归发展的研究倾向。“卡尔多事实”与“库兹涅茨事实”分别为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关注焦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从宏观总量的角度研究为什么会出现并保持平衡增长,从而抽象掉了产业结构变化的问题；发展经济学则主要从产业层面来研究结构变化的问题。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与发展理论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却不能在统一的框架下来同时考察反映总量增长经验的“卡尔多事实”和反映产业结构变化的“库兹涅茨事实”,新一轮多部门增长模型的兴起则超越了传统的增长理论和发展理论,实现了两种典型事实的理论融合,将平衡增长与结构变化的研究紧密结合了起来。本文首先对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演进脉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认为传统的增长理论和发展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卡尔多事实”和“库兹涅茨事实”的理论总结。在此基础之上,引出目前尝试进行理论融合的相关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从需求驱动和供给驱动两个方面来进行理论融合的。侧重结构变化中需求因素的理论模型,主要强调恩格尔定律(Engel’s law)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揭示了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结构变化对产业间要素分配的影响作用。从建模的角度来看,主要是通过纳入消费者偏好的非位似性以解释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化。由于消费者对不同产品的偏好程度不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大的产业将增长更快,导致生产要素向这些产业流动,经济因而产生结构变化的特征,这一需求因素影响结构变化的机制我们可以称之为“收入效应”；供给驱动的理论传统则可以完全抽象掉关于偏好的特殊假定,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来自于不同产业部门间供给因素的差异所带来的产品间相对价格的变化,这一供给因素通过产品相对价格变化来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机制可称之为“相对价格效应”。本文从需求驱动与供给驱动的角度分别引述了各个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三个模型来对两种理论传统进行了比较分析,从理论层面详细探讨了总量平衡增长下产业结构变化背后的动力机制。虽然由于建模技术上的原因,这些多部门增长模型还很难实现严格的平衡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化的融合,但新的理论传统克服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抽象掉产业结构变化的缺陷,能够实现在总量经济平衡增长的基础上分析产业结构变化的特征,弥补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的不足,并且对于考察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经验具有很好的适用性。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发展过程经历剧烈结构变化的同时,还远未达到新古典增长模型所预测的稳态,很难符合“卡尔多事实”所描述的经验事实,考察“库兹涅茨事实”背后的原因机制无疑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本文在从两个典型事实的角度考察了中国的转型经验后发现,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并非如“卡尔多事实”所描述的那样长期保持稳定,而是保持着上升的趋势,但要素收入份额则大致趋于稳定。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必然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关于“库兹涅茨事实”描述的转型经验,中国是大致符合的,总体上来看,第一产业部门逐渐收缩,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则逐渐扩张,从增加值的数据来看,第二产业部门已经表现出了“驼峰型”的增长路径,但中国转型的一个特点是劳动力就业结构的演进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中国过去几十年间一直存在着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转移,这一劳动要素的再配置在早期有很强的政府干预印记,但事实表明过度的干预往往是失败的。扭曲的激励对产业结构转型会产生一定影响,但产业结构转型更多的还是基于市场内生力量的作用所致。在对新一轮多部门增长模型总结的基础上,借助两个理论模型,本文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内生力量做出了新的理论阐释。第一个模型为一个包含农业和非农部门的两部门基准模型,考虑到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模型中我们考察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于劳动力跨部门流动的影响。当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生存性农业品的消费得到满足,人们将更倾向于消费工业品和服务业品,进而引致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在对基准模型的参数校准后发现,随着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长期中农业部门就业占总就业比重将趋近于24.9%;在一个扩展模型中,本文将基准模型中的非农部门进一步细分,通过一个包含三个消费品生产部门(农业品、制造业品与服务业品)和一个投资品生产部门的四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尝试分别从“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来分析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动力机制。通过对“收入效应”的考察本文发现,消费者对不同部门产品偏好的非位似性并不是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至少在2010年后,产业结构变化的加快与这一需求方面的因素相关性不大；通过对“相对价格效应”的考察本文发现,中国的经验数据似乎预示着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渐渐接近尾声,随着农业部门技术进步的加速,农业部门就业劳动力得以更快的转移到非农部门,而吸纳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主要部门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逐渐成为了转型升级的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