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西方传播学和接受美学为理论基础,研究元代对《史记》的传播与接受。少数民族统治的帝国如何接受汉族文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话题,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统治时间较长的时代,研究元代对《史记》的传播与接受有助于从少数民族文学角度全面而深刻地把握《史记》的文学特征、情感特色以及文化底蕴,也有助于从雅俗共赏的角度探究元代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以及在此形势下文学发展的趋势,领略整个时代人们的思想碰撞,从而体会对当代文学研究所起的借鉴作用。在本文的体制安排上,共分为八章。引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研究元代对《史记》传播与接受的动机、目的、方法和意义,并且概述元前历代对于《史记》传播与接受的基本情况。第一章主要从元代的政治、史学以及宗教出发,介绍元代对《史记》传播与接受的社会背景,说明元代社会生活对于人们传播与接受《史记》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同时以彭寅翁刊刻《史记》为中心,研究元代刊刻、印刷、版本学在《史记》的传播与接受的具体情况及作用。第二章通过梳理元代诗歌、词中的《史记》内容,详细阐述元代诗、词对《史记》传播与接受的特点、方式和效果。元代“史记诗”多为咏史诗,徐钧、侯克中等诗人通过吟咏《史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达到或以史为鉴,或咏怀,或考察历史兴衰之目的,这些诗歌风格除宗唐学宋外,也生出了质朴刚毅的新特点。元词引用《史记》内容或典故的共504处,元代词人的着力点已转向了与《史记》的情感共鸣,无论是立功情怀、悲世情怀,还是隐逸情怀,都与《史记》是殊途同归。第三章通过对元代散曲文本的细读,以元代散曲与《史记》中蕴涵的道家道教思想为主线,着重从征用《史记》典故、质疑《史记》英雄两个维度出发,探究产生这两种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深入挖掘元代散曲家的内心世界和生活状态。第四章以元代史传、辞赋为切入点,详细阐释元代文、赋对《史记》传播与接受的特点和效果。元代史传文学继承了《史记》的编撰体例,学习借鉴了《史记》的记史方式,而理学家许衡的思想客观上也对《史记》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元代辞赋与《史记》的碰撞更多的体现在创作理念上,元代辞赋遵从复古,推崇汉代,继承了《史记》的“讽谏”作用,带有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但遗憾的是,缺少积极向上的斗争精神。第五章以元杂剧为重点,详细阐明元代杂剧、南戏与《史记》之间的渊源。元代是中国戏曲成熟的黄金时期,许多戏曲剧目都是来自于《史记》,后世称之为“史记戏”。众多“史记戏”中广泛运用了离奇的素材与表现手法,使真实的历史事件走向舞台,从生活真实走向艺术真实,既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向民众传播历史知识,又对普通大众进行了爱国教育、道义教育等,可谓是正统史书与民间文学融合的结晶,更加符合大众心理,促进了《史记》的传播。第六章以点带面,重点梳理了元代话本、笔记小说中选材和艺术手法对《史记》的传播和接受情况,元代讲史话本创作成为元代话本接受《史记》的重要阵地,无论是内容选材,还是写人艺术、叙事艺术、语言艺术,话本、笔记小说对于《史记》的借鉴与化用都是极具特点的,充分证明元代话本、笔记小说在《史记》对小说的影响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第七章以戴表元对《史记》的评论为重点,整合梳理了元代学者对《史记》的评论。元代对《史记》发表评论的学者并不多,仅有戴表元、王恽、马端临等。戴表元接受了金华学派与永嘉学派对《史记》史学和文学的重视,在《剡源集》中有十九篇史论文专门针对《史记》人物进行评论,其中强调了个人修为的重要性。另外在对相关文论思想的阐释中,重点阐释、发展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和苏辙评价司马迁的“以游养气”之说,也进一步推动了《史记》的传播。第八章总结元代对《史记》传播与接受的方式、特点,探究元代的“史记学”之路。元代主要通过舞台艺术、书籍刊刻、人际交流对《史记》进行传播和接受,显示出与其他时代不同的四个特点：少数民族气息浓厚、雅俗共赏、戏曲成为主渠道以及悲剧意味浓厚等,充分说明元代是《史记》传播与接受的转折点。结语部分梳理了元代对《史记》的研究对于明清及现当代对《史记》研究的影响,进一步阐明《史记》在中国文学史的独特魅力,说明了元代《史记》传播与接受的研究对于把握汉族文学特质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包括汉族的政治、文化等与少数民族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同时说明元代《史记》传播与接受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学研究以及民族学研究等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也对我们今天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