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化教育是国民党在教育领域用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统一全国思想的重大政治举措,其根本意图是将教育界纳入到"一个党"、"一个主义"的模式之下,真正实现教育领域的"一党专政"。民国时期的浙江大学作为浙江省最高学府,很自然地成为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的重要基地。在1936—1949年间,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肩负贯彻落实国民党党化教育政策的直接责任,如何在党化教育体制下办学而又尽量兼顾其所尊崇的民主思想,成为竺可桢治校的重大考验。本文以国民党党化教育政策为背景,以竺可桢任期内的浙江大学为考察对象,分析竺可桢对党化教育政策的认识与作为,并从中管窥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校长对这一政策的认识及其政治困境。竺可桢主持浙大期间,大体上并不抵触国民党党化教育政策,只是对国民党执行方式有所不满。在按照国家规定推行党化教育的同时,竺可桢根据学校实际进行适度改良,以便党化教育在推行中更富有柔性。面对党化教育背景下爆发的一系列政治事件,秉持原则,力求在服从上级命令与保证学生安全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但最终为双方所不满。在国民党特殊的教育体制下,作为一个教育行政者,竺可桢很难不受党化教育政策的影响,其加入国民党便是例证。然而,竺可桢从加入国民党到最终选择留在大陆的心路历程,反映了其对国民党认同态度的变化。在党化教育背景下,竺可桢执掌浙大期间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尽管有自己的考量,但囿于体制的限制,不得不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做一些形式上的妥协。然而,面对一些重大事件,竺可桢则拥有自己的主见,超乎于党化教育体制之外。竺可桢以纯学者的身份在党化教育的背景下主持浙大,其在浙江大学任期内的进退帷幄,折射出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校长的政治困境——追求固有的民主,但囿于体制的因素不得不在现实中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