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五年修改的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条(现行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明文规定了股东提案权制度,从此股东提案权制度从上市公司的部门规章升级为规范所有股份公司的法律制度。不过遗憾的是,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股东提案权制度不仅过于简略,而且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关于提案股东的资格缺少持续持股时间的规定,致使股东可以借提案进行炒作,股价上涨后即出售所持股份,这有违股东提案权制度的立法宗旨;其次,股东提案的范围规定过于笼统,而且没有建立相应的制度确保股东提案内容符合法律要求;同时,对于被公司非法拒绝通知其他股东的股东提案也没有建立相应的救济制度。第三,股东提案权制度不能是一个孤立的制度,必须与书面投票制度和股东表决权委托书征集制度相配套,提案股东通过委托书征集制度获得其他不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的委托投票,从而使自己的提案获得通过,而我国相关制度并没建立起来。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可能因为对于外国制度,主要是美国和日本的制度研究不足,没有把握股东提案制度的核心内容。基于以上理由,本文试图通过对股东提案权制度起源国美国法、我国立法的主要借鉴对象日本法相关制度的研究,利用历史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以及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从股东提案权制度的价值导向、制度的起源、书面投票制度、委托书征集制度等相关制度以及近年来不断发展增多的机构投资者与股东积极主义利用股东提案权制度的分析,揭示股东提案权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核心机制。所有与经营的分离是近代股份公司制度的前提,公司规模的扩大与股东投资的分散和股东人数的增多,导致股份公司从所有与经营的分离演变成为所有与控制的分离。也就是说股东虽然是公司的所有者,但并不能控制公司。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分析了这一分离的原因以及所导致的后果,进而建议应当加强保护股东权利和监管公司行为。伯利及其著述为一九三〇年代的“新政”改革、特别是银行与证券立法提供了理论依据。美国的股东提案权制度即是其中的一个立法成果。其核心制度有四个:股东可以提出股东大会的议题和议案;股东提案与董事会决定的股东大会议题、议案一起通知股东;如果公司征集股东委托书,股东可以将自己的提案与公司董事会决定的议题、议案一起利用公司的委托书征集材料征集股东的表决权代理行使;作为一种美国联邦证券法上的制度,美国证监会(SEC)自提案制度建立之始即通过制定规则限制股东的提案范围,同时介入公司排除股东提案的判断。日本以公司法的制度的形式引进美国的股东提案权制度。规定了股东资格要件和提案的范围,即限于六个月前持续持有总表决权百分之一以上或三百个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需要在股东大会开会日八周前行使提案权。股东提案权只能针对股东大会权限范围内的事项。公司有权审查股东的提案,并拒绝违法的股东提案。股东的提案材料与公司向股东提交的股东大会召集通知等材料一起邮寄或通过电子方式发送给股东。如果公司向股东发送书面表决材料或委托书征集材料,则股东的提案应与公司提案并列记载于材料中。上个世纪后半期,尤其是八十年以来,美国的机构投资者崭露头角,股东提案作为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有效手段得到广泛应用。公益性提案的逐渐被认可,提高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水平。建议性提案的出现和广泛应用,间接或者直接参与公司治理,提供了公司治理的水平。美国公司法成为世界各国参考的样本。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我国股东提案权制度的重构提出建议。主要包括建立董事会对于股东提案的审查制度和被排除提案股东救济制度,即通过公司法授权,要求中国证监会利用无异议函制度行政参与。增加股东持股时间的要求,建立行之有效的书面投票制度和委托书征集制度。同时在明确股东会与董事会权限界限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股东提案的范围。